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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访民热脸贴他人冷屁股

郑恩宠点评:
    上海一些所谓的访民领袖、精英已经被历史所边缘化,有一个以仓库为博客名的所谓上海老上访,2015年结束了,能写出一篇对上海维权分析的文章吗?对一个案进行总结的文章吗?他最近多次写博客,称上海一个知名人士为伟大的访民。
    我最近也与这个知名人士聚餐、长谈见面约五小时,他强调上海的一些访民领袖已经被历史所边缘化,与他们谈也谈不出什么,素质很差。他认为一些新访民很有希望。他已经将自己和去年709被 政府打压的300多律师团队捆绑在一起。
    几年前,这个知名人士刚从日本回来,仓库也到机场迎接、接受外媒采访并与知名人士集体合影,知名人士与我在当年春节的年初五聚餐,我提起这个许先生,知名人士居然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以后多年,我又与知名人士见面交谈多次,有时还有多人在场,尤其是上海的一些访民中有影响力的人。知名人士对这个许先生都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人,还劝我没有必要与这些人一般见识。我当着多人的面提到,这个人比起沈婷在素质和人品上要低十倍不止,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慢慢地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看法。
    这次知名人士恰恰赞同我对沈婷和一些上海老上访的看法,看来这位许先生真是用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转载来源:参与首发
    二0一五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
   [日期:2016-02-09] 来源:民生观察 作者:
   
   
   
   目录:
   
   一、2015年中国维稳综述
   
   
   二、维稳的主要举措与具体表现
   
   一)、政策、法规
   
   二)、决定、意见、措施、通知、讲话
   
   三)、全年维稳案例有限统计
   
   四)、重大典型性公共维稳事件
   
   
   三、2015年维稳的新特点
   
   一)、维稳趋势的国际化
   
   二)、维稳手段的文革化
   
   三)、维稳态势的野蛮化(反法治化)
   
   四)、维稳依据的恶法化
   
   
   四、结论
   
   
   
   
   一、2015年中国维稳综述
   
   
   从维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刚刚过去的2015年,会使人看清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会让人明了中国在法治、人权、民主等等文明轨道上的进退,会使人甄别出中国改革的真伪。
   
   
   201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应该正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然而,从中国社会已经过来的这一年,从各方媒体披露的有限的有关维稳的案例,从中共当局仍然操持违背法治精神的维稳体制以作为维系统治之支柱来看,中国法治建设在维稳机制上没有任何改善,相反,这一年从立法上进一步在固化维稳体制,扩张公权力,压缩公民权利,为维稳的野蛮化、黑帮化、邪恶化提供法律支撑;在执法上表现出大步倒退,完全抛开过往虚情假意的法制的面纱,呈现赤裸裸的践踏文明与法治,一再突破人类基本的人伦底线的情况。虽然这一年在中共五中全会上放开了二孩生育,使践踏人权的计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缓解,但是,只能说有了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不同,所以,仍然不能说是维稳机制上某领域性突破,也就无改于整体性维稳大局的强化与人权法治上的倒退。
   
   
   中国的维稳体制从字面而言是维护国家局势和社会的整体稳定,而实际上是一类官方维持既定统治秩序、防范各种可能改变当局施政或行事的,无视法制、枉顾人权,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管控的机制。该机制源起于,六四事件发生后执政党合法性面临严重挑战,为了保持执政党和社会的稳定,北京政府采取了重点关注、应对“群体事件”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缺乏民意基础的官员群体腐败状况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民基本权利、民生受到越来越不公平的待遇,且又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讨回公道,于是只好走上信访之路,或通过其他一些类似于行为艺术来达到唤起社会关注而促使更高权力责成下面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地方官员管治成绩的良好,掩盖各种违法侵权问题,于是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号,不仅不回应民众的诉求而且还强硬打压这些申诉权利的人士,而中央政府也本着政权稳固的需要,组织认同支持这种打压,即“维稳”。
   
   
   在如此以维护权力意志畅通无阻且不许公民权利表达的维稳机制演化到2015年时,据民生观察不完全统计,全年被以各种方式“维稳”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达3000多人。在维稳手段上不仅比过往更趋完备,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中虽不输出革命但却输出维稳的特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且倍感不安的现象,即维稳的国际化已经威胁、侵害到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法治与人权;而维稳的民众动员与舆论审判,也使文革阴魂再现;当然维稳的野蛮性更是表现于不顾国际质疑批评,抛开一切法规程序而公然的流氓化上;还有那些系统性将维稳通过恶法来为打压提供起的依据,也使人不寒而栗。
   
   
   本报告因篇幅、时间及作者水平所限,难免挂一漏万、见树忽林,在此权作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维稳的主要举措与具体表现
   
   
   一)、政策、法规
   
   作为权力集团维稳意志集中反映的法律、政策,将长远而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发展,支配着各级官僚以此为据来对社会进行管控。所以,政策法规是公权力维稳的依据,也是当局维稳体制的基石。要准确评定中国社会维稳情况,就必须及时全面把握国家事涉维稳方面的政策法规。
   
   
   2015年中共当局系统性地对社会管理从非政府组织,到国家安全,到网络治理,到反恐怖等,进行了快速、高效而层层深入与严密的立法,给社会加锁了一道道紧箍咒,为铁桶般的维稳提供起了更趋完备而严酷的法规支撑。具体可见如下一些法规:
   
   
   1、中国人大网2015年5月5日:公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全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15年6月4日。
   
   [详情请见]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2015-05/05/content_1935666.htm
   
   
   
   该审议稿中:第五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宗教活动或者非法资助宗教活动。
   
     
   
   第六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通过依法登记的代表机构进行;未登经代表机构需要开展活动的,应当事先取得临时活动许可。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未取得临时活动许可的,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得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
   
     
   
   第七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及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业务主管单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国家建立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研究、协调、解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重大问题。”
   
   
   等等诸多限制性规定,尤其由公安机关直接登记,与以前的公益机构到民政部门登记不同,明显强化了对NGO的限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此立法出台后,中国当局明显加重了对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在现实层面上对各种民间NGO展开清理,并且有计划、有预谋地对那些不屈从政府管理的民间公益机构展开打压。从2015年全年从疯狂抓捕律师群体,到疯狂拆毁教堂,到年底一次性将广东近十家公益机构查抄并将拘押,都显示着这种立法支撑维稳体制强化管治的目的。
   
   
   
   2、7月1日,中国人大网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安法》涵盖了环境、国防、财政、信息技术、文化、思想意识体系、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所说:“这部法律用异常宽泛的范围及模糊的词彙和定义,引起了很多担忧。结果就是,它给中国政府留了更大的馀地,以便更加严苛的控制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加强对民间社会的已经很紧的控制。”侯赛因还说:“愈来愈多的政府用国家安全考量来限制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并将其作为打击人权卫士、噤声批评的工具。我对此感到遗憾。安全和人权互相并不衝突。相反,他们互相补充促进。尊重人权和公众参与是保障法治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由于该法规没有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定义,使政府有宽泛的斟酌权,为滥用权力留下了宽广馀地。
   
   [详情请见]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07/07/content_1941161.htm
   
   
   再如“人权捍卫者联网”对中国出台的《国安法》所发出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人权侵害开绿灯》中指出:这部法律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宽泛潦草,其中有关条文将异议观点、宗教信仰、网络资讯以及对中国的所谓“网络主权”挑战一一入罪。除此以外,它还法定了一系列公民与团体必须遵从的“义务”清单,疏忽者可能需负刑责。
   
   
   《国安法》的不少条文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对言论、结社、聚会与宗教自由的侵害提供法理依据。《国安法》的假想敌包括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网民(包括博客作者)、和记者,以及依当局臆测其活动足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其他公民。
   
   以下条文尤其启人忧疑:
   
   
   《国安法》(23条)规定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以及“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 ,” 一边赋予当局严打“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合法性,一边为其造势助威。外泄的共产党内部“第9号文件”和“第30号文件”已然点明共产党对宪政民主、人权、媒体自由与法治的反对,以及肃清各大学“西方思想”的决心。《国安法》(第1条)并将“国家安全”与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危等同于一体,以至于一切对党的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异议都可以用“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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