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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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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诸葛亮精忠的缺陷

    逆天而行,诸葛亮精忠的缺陷
   
    由于诸葛亮是才智和忠君的高度结合,千百年来儒家正史和中国主流社会的高度推崇,被誉为人臣的极品楷模。
   
    其实诸葛亮的忠君品行,就和他的战略和用兵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瑕的。


    诸葛亮精通周易阴阳术数,具有杰出的预测才能,故身不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其在蜀汉为相时期所著的预言《马前课》,极其准确地预言了从东汉到现当代的改朝换代历史、、.因此,诸葛亮生前不可能不知道汉朝的气数已尽、汉室不可复兴的天数,即:诸葛亮必然知道,蜀汉政权恢复中原、重新统一的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复兴汉室是刘备毕生的夙愿,深深感戴于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义,诸葛亮仍然一心一意遵行刘备复兴汉室的遗愿,“六出祁山,五伐中原”,倾心尽力,呕心沥血,直至心力交瘁仙逝五丈原。
    当然,除了感戴刘备之恩外,诸葛亮也曾非常自信于自己经天纬世之天才,抱有以一己之人谋,补缀乾坤,改写天数的幻想。
    总而言之,诸葛亮是把人摆在天之上:一是把对先祖夙愿的孤忠放在第一位,把天数放在第二位;二是企图以人谋胜过天数。结果是逆天而行——以蜀汉的弱势和劣势,勉为其难地去讨伐三国中最强大的曹魏。逆天而行的结果,自然是“秋风夜雨五丈原”——劳而无所,英年早逝。
    曾经有个道人对我说:诸葛亮本可以活七十三岁,因为逆天而行减寿二十年,结果五十三岁而亡。
    诸葛亮生前非常劳累,但却劳而无功,因为消灭曹魏恢复中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等于在和整个上天作斗争,最终活活累死。
   
    诸葛亮逆天而行的精忠,即使以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有暇纰的:儒家是敬重天命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十六》),其中“畏天命”居首;儒家天人六要素的排序为:“天地君亲师位”,“天”排在第一位。
    因此,诸葛亮因为感念刘备“三顾”、“托孤”之恩,把尽忠于刘备的遗愿,放在天数之上,以儒家的标准来考量,也是不正确的。
    诸葛亮“五伐中原”的精忠,是感情用事之忠,而非智者之忠。
   
    为什么说诸葛亮的此种精忠不明智呢?因为诸葛亮完全能够做到既顺应天数,又尽忠于刘备创立的蜀汉政权。
    诸葛亮既然早知道汉室不可复兴,三国鼎足时代开启,就应该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集中精力修缮蜀国的内政民生,与民休息、充实国库、藏富于民、、.为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在天命不能一统的情况下,忠心耿耿辅佐刘禅,把蜀汉治理好,尽量使蜀汉存在得久一点,就是对刘备最大的忠诚。
    诸葛亮却反其道而行之,为相十一年,对魏国的大规模用兵就占了六年,此种自不量力的大规模黩武操劳,既带来蜀魏百姓的战争痛苦,对诸葛亮自己的健康,乃至蜀汉政权本身,都是不利的:
    如果没有“五伐中原”,诸葛亮肯定可以活得更长久;而诸葛亮的早逝,对蜀汉无疑是巨大的人才损失,其无可挽回的效果,等同于“一灯常灭千年暗”。可以说,诸葛亮的早逝,加速了蜀汉的败亡。
   
    世俗的君主一般都不懂得术数,不懂术数,当然就不明了天数所在。因此,明了天数的大智慧忠臣,应当首先劝导君主顺应天数,与诸葛亮同时代的贾诩,就是此种智慧精忠的楷模:
    贾诩与诸葛亮一样精通术数和兵法,其军事谋略不在诸葛亮之下,贾诩固然没有孔明之全才,但他有一个特点却超过孔明许多,那就是:以劝导君主顺应天数的方式尽忠: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攻破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着,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贾诩通过术数测算,早知道东吴气数正旺,当时不是统一的时候,就劝导曹操不要进攻东吴。曹操不听,结果在赤壁之战中遭遇严重的挫败。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又载:黄初四年(223年)初,魏文帝曹丕欲征吴、蜀,问计于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贾诩答:“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
    曹丕不听,于是年三月亲征东吴,结果无功而返。此后,曹丕对贾诩愈加敬服,遂不再有征伐吴、蜀的想法。
    在这里,贾诩也是早知道当时不是一统的时候,而蜀、吴气数正旺,所以劝曹丕顺应天数,先把国家治理好。
    贾诩顺应天数之忠,其境界显然高于诸葛亮感念刘备的逆天之忠。
   
    尽管有着此种缺陷,但瑕不掩瑜,诸葛亮不失为中国政治家中智慧和品德完美结合的极品,除开好战之短板外,诸葛亮为政严整而仁德,注重攻心教化而不事杀戮(与另一位“大儒圣人”曾国藩天壤之别),他为废止杀人祭祀恶俗而发明的“馒头”,流传至今。
    诸葛亮一生赏罚分明、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临终时,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申报了家庭财产:“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贵为一国宰相十一年,仅有这点私产,此种清廉是非常罕见的。
    刘备死后,诸葛亮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忠心辅佐幼主,决不乘人之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忠义厚道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且正是诸葛亮迄今不朽之所在。
    此种的品行,如没有非常高洁的情操,是无法长久维系的。
    诸葛亮品性的高洁,流露于其《戒子书》当中,这篇不到一百字的小文,居然留下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千古名句。
    诸葛亮品性的高洁,也反映于根据其《梁父吟》创作的主题曲《待时歌》(李法曾版电视剧《诸葛亮》主题曲)当中,伴着清雅古朴的汉代古琴,歌词曰: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垄亩兮 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 以待天时
   
   鹏奋起于北溟兮击水千里
   展经纶于天下兮 开创镃基
   救生灵于涂炭兮 到处平夷
   立功名于金石兮 拂袖而归”
   
   曾节明 于民国105年元月二十七日晚于阴寒纽约州
(2016/01/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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