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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素质三种决定论的正误及区别

   


   
   徐水良

   
   


   
   2016-1-31日

   
   有网友说:“制定成制度,也是文化因素。如果这个国度的从根本上就没有这种文化认识,如何会制定这种保护制度?”
   
   笔者认为:这句话说得对。
   
   制度是文化的一种,是特定文化在社会规范中的固化;文化是制度的基础,特定制度建立在特定文化的基础之上。例如,一神教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建立在一神教极权专制的文化和教义之上;中国秦汉以后的反封建的君主专制(再说一次:左派学者把它说成封建制度,是胡扯),建立在儒家和法家文化的基础之上,大部分采用儒表法里的形式;苏俄式的共产制度和专政制度,建立在马列文化的基础之上;自由民主制度,则建立在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础之上。
   
   有网友说:“你说对了一部分,按你的说法,儒家没有法律,只讲空泛的道德,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其余说的都对。”
   
   笔者回答:我什么时候说过儒家没有法律?
   
   儒家以德代法,德、法不分是有的,但绝不是没有法律。
   
   有网友说:“你这说法本身就是逻辑不通。既然制度是文化的一种,何来制度是建立在文化之上呢?这制度已经包含在文化之内了,何来‘制度是建立在包含制度的文化基础之上’呢?这就像你说你能够自己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笔者回答:怎么逻辑不通?
   
   我已经在前面第二页批评文化无高下的两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
   
   文化包含一个广泛的基础。在在这个基础的某一种文化,或某一类文化之上,长出(或建立)一个叫制度的大楼,作为现实文化的上层部分。他们是总体和部分的关系。你搞不清总体和部分的逻辑?理解不了这个逻辑?
   
   ====
   
   有网友问:“在共产制度建立前,中国文化的主流是马列文化吗?”
   
   笔者回答:当然不是。
   
   当代中国的问题,不能怪传统文化和制度,要怪苏俄输入的外来文化和制度。
   
   ====
   
   对本人的一段话:
   
   //举一个例子来批评素质论。
   
   美国的野生动物很可爱。附近公园有一群大雁,人走过它们身边,他们一般不逃跑,相反,常常伸长脖子盯着你,向你讨吃的。这些天纽约大雪,白雪覆盖大地,这大雁没吃的,见人过去,就围过来,神着脖子盯着你,向你讨吃的。附近院子里公园里有不少松鼠,野鸽子,也是如此。
   
   但我在中国时,野生动物见到人,往往是飞快逃逸,逃之夭夭。
   
   这种巨大差别,是中美两国野生动物素质不同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制度保护野生动物,不准人们伤害他们。野生动物生存在这种保护动物的环境中,就形成了自己适应这种环境的行为模式。如果不是纽约市禁止人们喂食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这种讨食现象,就会更普遍。
   
   人是万物之灵,更是有意识地去适应环境。专制环境养成的是人们的专制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自由民主环境下 ,人们养成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主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
   
   因此,说某国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决定某国能不能建立某种制度,说人们的素质不同决定的行为模式,决定制度。那是倒因为果。把制度的结果说成制度的原因,把造成人们特定素质的制度原因,说成素质的结果。//
   
   有网友说:“说得非常好。实际上,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就是常人所讲的文化。文化是制度的结果。”
   
   笔者不赞成“文化是制度的结果”的说法,因此跟帖进一步解释:
   
   具体关系是这样:特定文化,往往先由特定人物创造出来,例如,一神教文化由摩西(犹太教),耶稣(基督教),穆罕默德(伊斯兰)创造出来,儒家文化由孔孟创造出来,马列文化由马恩列斯创造出来,自由民主文化,先由希腊先贤、后由启蒙运动大师创造出来,然后战胜其他文化,产生由这些文化决定的对社会起统治作用的制度,然后,这些制度,反过来又把自己的文化,推广给全社会、或强加给全社会被统治的广大社会成员,决定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文化对制度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以及制度对民众文化及素质的决定作用,主要是对这些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在这些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那些制度而言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往往无法取得统治地位,这些文化形成的制度,只能使用于信奉这些文化的私人团体中,无法变成统治社会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历史上,除儒法两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就没有取得统治整个社会的地位,形成统治社会的制度。道教也是如此。佛教,除阿育王时代和藏传佛教等少数例外,绝大部分时候,也是一种在野的思想和文化。
   
   在野的无法取得统治地位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取得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其制度对民众思想文化的决定作用。
   
   所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并不矛盾,更不对立。正是本人上面说的那样一些具体关系,两者是统一的。
   
   把外来文化的罪责推给传统文化,这只是罪责的转移,这个错误,只能说明转移罪责做法的错误,并不能说明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秦晖等一些学者宣扬文化无高下,否定文化的作用,更否定特定文化对特定制度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
   
   但是,与文化决定论及制度决定论两者相对立的素质决定论,却往往是带有反动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动谬论。
   
   民众素质,只有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在复辟和反复辟的情况下,才可能在特殊情况下,起某种程度的反作用,甚至起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
   

此文于2016年02月0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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