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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秦晖:中国为什么搞不成君主立宪?

附件4:
   

秦晖:中国为什么搞不成君主立宪?


   

2016-01-29 14:34:21


   
   来源:共识网 作者:秦晖
   
   我要评论点击:15727次
   
   摘要
   
   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编者按:1月14日,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与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杉园共识堂与来自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富布莱特项目的一行学生进行了交流。
   
     富布莱特项目成立于1946年,以发起人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命名。是中美两国政府间重要的教育交流项目,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
   
     从46年到今,富布莱特项目吸引了全球30多青年参与。从中,也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人才,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还有5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大批世界知名学者。
   
     本文为秦晖教授的演讲。未经作者审订。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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