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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朱瑞文章闲聊几点


徐水良


   

2016-1-10日


   

   
   1、这次盛雪问题,民运和其他反对派中的女将,除极个别以外,绝大部分都站到盛雪对立面。很多人有公开表态。
   
   2、昨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发电邮给我,告诉我桂民海(阿海、又化名施维鉴等)等人与盛雪的密切关系,并给我沈良庆揭发桂民海(阿海、施维鉴)等人卑鄙行为的链接。(见附件)这些人,一方面欺骗国内朋友帮国内朋友出书,一方面把他们的书籍和情况通报给中共,与中共合作交易。非常卑鄙。
   
   3、从港英时代起,中共历来的惯例,就是不通过香港当局,就直接到香港抓捕他们的“自己人”。本人大学时期一个外系同学,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统少将(军统的最高军衔),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来担任台湾驻香港情报负责人,实际身份是中共驻香港情报负责人。文革中,由于中共组建的浙南反共救国军纵队一事暴露,主持此事的江华及王芳(80年代担任公安部部长)为此被打倒。但台湾方面,则发现所谓的浙南反共救国军纵队是中共组建,抓捕纵队派往台湾的中共特务,造成浙江赴台特务大暴露。我听说暴露了90%。中共怀疑是我同学的父亲叛变造成,就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关到浙江省看守所,与我一个同学关在一起。而我那个国民党少将儿子的同学,则从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儿子,变成叛徒的儿子。毕业分配后,他神色黯然地到我宿舍告别。及到林彪垮台,他父亲才被平反从看守所放出来调公安部工作。
   
   中共从来没有法制观念,从来不把基本法放在眼里。这一次中共到香港抓人,显然使用的是过去他们自己的惯例。这严重违反基本法,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为无有。香港民众、媒体和中国反对派的抗议,是非常必须的。
   
   4、山雨欲来风满楼。最近反对派内部的激烈论战,预示着未来大变革的脚步正在靠近。参与其中博弈的,不仅是简单的两个单一的阵营,而是多个派别。这就是中共的习中央系与政法系打的你死我活,民运和反对派中的革命民主派,则乘机介入打击危害比较大的那个派别。我们不知道阿海那个派别是属于政法系,还是沈良庆先生说的那样他们属于流氓黑社会。(如果是后者,那就成为一个单独派别。)此外,加上与陈景圣等香港特线纠纷厮打的国民党党工等等,至少四五个以上的派别,参与其中的博弈,闹得非常复杂。
   
   5、我早就说过,海内外中文媒体,包括外国政府的中文电台、电视台,以台湾或香港面目出现的世界日报等平面媒体,反对派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网站,民运和其他反对派的各种组织,海外侨团等等,都被中共严重渗透。其中绝大多数被中共事实上控制。
   
   而中共,则往往通过官方打压,花瓶民运等他们控制的反对派和海外媒体大力捧抬的办法,来非常有效地为他们的特线人物涂金造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不太知名的特线人物,捧抬为世界名人。因此,凡是被大力捧抬的人物,大家都要打一个问号。对那些声名狼藉,却明显有背后势力坚持强行捧抬的,更要认真想一想,他们的目的在哪里?
   
   相反,真正的反对派被打压,往往是无声无息,全力封杀。例如写《洗脑的历史》的傅志彬,就被全力封杀。只有那些被全力封杀,入狱后又没有屈服的朋友,才是真正可信的反对派朋友。
   
   6、朱瑞女士似乎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先生等抱有希望。其实,我一再说不要对海外中文媒体抱有希望。最近,他们甚至要比照秦永敏捧抬民运和反对派中声名狼藉的曾节明(申曦),就可以看出他们走得有多远了。
   
   附1:
   
   作者:曾节明自由亚洲予我秦永敏兄的规格,某不敢当2016-01-0913:24:43[点击:94]
   
   元月三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对我长篇专访,并告之将分五集播出,比照专访秦永敏的规格。感谢之馀,某诚惶诚恐,秦永敏兄乃独当一面的中国反对派领袖人物,始终坚守国内,目前下落不明,他年前途无量,而某偏安二线,人微言轻,迄今碌碌无为。
   
   方今中共气数已尽,而天命不在我,馀之境界,冲顶只是张子布,贾文和类人,安敢当此?
   
   附2沈良庆文章:
   
   沈良庆:
   
   沈良庆Retweeted贝带劲
   
   这种唯利是图者一旦成为老大哥阶下囚,威逼利诱之下什么事做不出来:
   
   据说是李波的第三封信,信中强调自愿回大陆,并明确对明天的游行声援表示否定。这封信的字体显得比前两封信时的情绪更平和。初步对比,字体没有明显差异,能基本确信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标记
   
   https://twitter.com/sliangq
   
   https://www.facebook.com/sliangq
   
   这是我在五七出版社《双规》新书发布会讲话稿,不点名提到那位出版商就是#铜锣湾书局绑架案主角#桂民海,当时我只知道其化名施维鉴,直到绑架案发生后前哨主编刘达文接受端传媒采访披露桂民海假借出版双规勒索中共封口费,我才明白用化名联系出版事宜、不签出版合同原来都是为了诈骗封口费。
   
   《双规》新书发布会讲话稿
   
   November19,2012at4:11am
   
   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光临这个新书发布会。首先,我要感谢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及其发行人为这本书举办新书发布会,感谢各位的应邀参加。其次,我要向举办方和各位来宾表达歉意。由于中共当局的竭力阻挠,作为本书作者,我不能前来香港,甚至不能退而求其次,以在线互动方式通过网络视频异地参加发布会,只能提前向举办方提供录音和书面讲话稿,用这种非常不礼貌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这本书是根据维权网小型资助项目获得的研究成果《“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增补、改编完成的。这个项目的调研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使用的任意羁押和惩罚制度,分析双规与法治原则和基本人权的冲突,描述双规的实际操作情况,暴露这一侵犯人权死角的内幕。在项目准备阶段、搜集材料、调查取证和写作定稿过程中,尽管遇到重重困难。这种困难既包括项目本身搜集材料和调查取证的困难,也包括警方的不断骚扰和威逼利诱。前者曾经差一点就使我知难而退,仅仅由于维权网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外籍专家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加上我本人的坚持,以及一些不便提及姓名的媒体从业人员、律师和双规当事人的帮助和配合,才得以最终完成调研任务。后者则是我本人必须正确面对的现实政治环境。初稿写出后,负责审稿的外籍专家严格按照学术惯例和规范,以及科学精神的要求,提出了非常好的修改意见,确保言必有据,引用每项材料都有明确的、可供核实的资料来源。因此,即便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认为观点、结论一定正确,这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对待真理问题的科学态度。至少可以确保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至于观点、结论正确与否,影响好坏,读者固然见仁见智,作者也要文责自负。原报告中文版本已由维权网在2011年12月28日发布。今年上半年,维权网专家又跟我协商,将报告适当压缩后翻译成其他语种发布。到目前为止,这份报告可能还是中文世界唯一一部试图对双规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科学的批判性研究的实证研究报告。由于搜集材料和调查取证困难,以及本人作为政治犯的身份限制,它注定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具体内容和搜集材料、调查取证的困难不必说,这些在书中都可以看到。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项目进行、报告发表和图书出版过程中不断被警方关注、骚扰、威逼利诱情况,这些不仅有助于外界认识中国大陆的严峻生存环境,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的严格管制情况,来自官方的过度反应也有助于认识资助、发表和出版这项研究报告的价值所在。
   
   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都是通过无所不在的特务机构对社会实行严密监控的警察国家。假如不考虑技术条件、监控成本等制约因素,他们更愿意把所有人都关进边沁所描绘的那种圆景敞视式监狱,让每个人都生活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老大哥及其鹰犬统揽全局的苍鹰之眼和无微不至的青蝇之眼的关注下。作为曾经坐过三次牢的政治犯,我一直受到警方严密监控,包括邮件、电话、电脑在内的所有通讯工具,甚至日常行踪和社会交往,几乎都无密可保。从2010年夏天,维权网跟我洽商接手原本由一位维权律师承担的双规项目开始,尽管双方很谨慎,尽量避免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警方还是通过秘密监控掌握了双方通讯联系和资金往来情况,以及此后因为搜集材料和调查取证需要,跟媒体从业人员、律师和双规当事人联系情况。申请立项、搜集材料、调查取证和写作过程中,警方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以谈话名义不断对我非法传唤,询问项目进展、内容、资金、人员联系等情况,不断进行威逼利诱,试图说服我放弃这个调研项目。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项目跟我以往通过写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表达异议有所不同,既然他们无法让我改变思想,这么多年来对我批评政府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没有采取严厉行动。但这个项目是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揭露双规问题,否定了纪检工作的合法性,不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也会给个人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种后果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无法承担的。希望放弃这个项目,接受警方介绍的条件更优惠的研究课题。在不能迫使我放弃的情况下,他们竟然要求及时向警方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正式提交维权网发表前,先把报告交给他们审查。
   
   尽管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这种干扰还是对调研产生了影响,进入搜集材料和调查取证阶段后,一些原来答应提供双规案例材料、介绍双规对象和接受访谈的律师、朋友和双规当事人,纷纷表示无法提供材料、介绍访谈对象和接受访谈。来自官方的干扰和搜集材料、调查取证本身的困难,不仅影响了项目进度,几乎还迫使我放弃这项工作。报告发表前,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登门警告我,高层领导已经看到报告文本,认为发表后会引起中央领导关注的后果严重,要求不要发表这份报告,他们愿意跟社科院联系,申请条件更优惠的官方课题,保证不提出任何附加要求,包括不预设立场、观点和结论,不干扰独立研究。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要求,表示愿意对报告负责。为了确保我的安全,维权网也建议我慎重考虑是否发表。我坚持发表不仅是为了信守协议,也是为了捍卫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
   
   2011年12月28日,维权网刚刚发布这份报告,香港一位出版商就在第一时间跟我联系出版事宜。通过对方发来的脸书站内信和电子邮件,我才知道报告已经发表。第二天,在征询维权网意见后,我同意了这位出版商的邀约。第三天,合肥警方就奉命登门谈话,声称省委主要领导已经看到报告发表,希望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不要在媒体炒作,不要接受境外敌对出版社出版要求。应出版商要求补充搜集资料、图片,对原报告增补、改编和图书印制、出版过程中,警方不断施压,试图阻止出版。在对作者阻止无效情况下,当局又将黑手伸向香港。据出版商通知,图书在1月13日开印,准备17日上市销售。16日晚,警方以过小年名义请我和另一位异议人士吃饭,席间最后警告我: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对此事很关注,图书出版后,他们可能会对我采取行动,希望我能够理解。我表示文责自负,愿意承担相应后果。春节后,我通过其他渠道获悉图书没有上架销售,询问出版商才知道,中共早已把黑手伸到香港,把已经印好的图书扼杀在书库里。再后来,出版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大家对这一版图书被消失情况感兴趣,可以查看维权网5月25日报道《中共将黑手伸到香港干涉出版自由》(链接: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788.html)。此后,我没有为图书出版做过其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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