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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民主转型兵临北京城下——“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吹响集结号


   
   在互联网世界,中国并非孤岛。“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的兴起,是中南海再也打压不住的。目前,中国大陆已有6.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充满网民智慧的“赵家人”“你国”等网络热词的不断应运而生,网络舆论不断挑战“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审查制度”与官方强制灌输的“核心价值观”,力证了网络民意冲击波频频来袭。
   
   

   
   “网络自由化”揭竿而起
   
   
   
   邓小平当年对“自由化”的定义为“西化”,所指就是走普世价值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共“十八大”所指的“邪路”。胡耀邦曾经在“反自由化”时批评那种“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审查制度,结果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遭到中南海保守派集团群起围攻,黯然下台。在胡耀邦时代,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反思、批判现政的“自由化”公共知识分子代表,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他们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西化”理念,并对中国后文革时代的非毛运动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六四后的中国,“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审查制度”更加僵化,似乎坚不可摧。中国官方喉舌媒体,一向以自己是主流声音自居,依凭着独家垄断地位,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社会的舆论主导权,规导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信息的传播一向是以意识形态为内容,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官方要社会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完全由喉舌媒介的控制机关说了算。然而,技术才是专制的真正掘墓人。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网络创造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平台,每个网民都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导权和话语权。而那些违逆民意潮流而动的“主流声音” 与“审查制度”,无一不面临着来自当今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无国界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时代的民意冲击,开始了每个网民都用手上的键盘,摧毁“赵家人”垄断地位的网络起义。于是,“六四”后那场一直处于被打压状态的“自由化运动”,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应时而动,揭竿而起——“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已经在互联网上吹响了集结号。
   
   
   
   “保网运动宣言” 推波助澜
   
   
   
   “网络自由”是一种新兴的普世权利,包括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各国都有责任保护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通畅。如今的中国网民已经开始了网上串连,网下“饭醉”,运用社交媒体的各种影响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当国内发生公共事件,网络上就开始了“围观”、“散步”、“乘凉”、“留守”等各种形式的互动声援。而微信的兴起,更使网络表达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当下就有了“微信改变中国”的说法。这便导致了“赵家人”对于互联网作为观念传播平台和行动策源地的作用越来越担心,尤其担心互联网成为未来大规模突发聚集的纽带。2015年12月27日,40余名广州网民在网下举行了迎接新年同城聚餐活动。一些参与聚餐的网民穿上了印有被拘捕维权律师隋牧青头像的黑色T恤。日前,参加聚餐的网民却陆续遭到警方传唤或讯问。
   
   
   
   近些年来,官方展开了一系列打击“网络自由”的治理行动,同时也招致了网民们一次又一次的反击。2010年1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登寓意颇深的评论文章《墙,无处不在》,发出了“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墙的世界”的呼喊。一些网络维权人士也纷纷发起捍卫“网络自由”的“保网维权”,运动发起人巴忠魏为此发表了“保网运动宣言”,内容包括谴责当局阉割网络信息、限制言论自由等。接着不少网民都在网上冲浪,呼吁拒绝接受当局对信息的封锁。这种民间“保网运动”的兴起,无疑对“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喉舌”阵地四面楚歌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佛学院助理教授纪赟题《中国政治前途面临艰难抉择》一文称,“看看网络上的言论,无论是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或者微博,任何只要与政府、官员、富人、权势这几个关键词相关的新闻之下,都会是海水一样泛滥的愤怒留言。如果这些汹涌澎湃的留言代表民意的话,那无疑中国就象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口。”当政者正是看到了这一危机,2011年9月2日以“柯缇祖”名义,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网络舆论:民意的“自由市场”?》文章,声称“网络舆论不代表主流意见”,明火执仗地抹黑、攻击网络舆论。该文开头点明,“网络舆论”特指网民以博客、微博、跟帖、留言、论坛帖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社会热点、网络话题等表达的意见,即“网民意见”。文章称:网络上的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意的人,以网络为发泄不满、宣泄情绪平台;另一类人“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有的甚至以嘲讽、戏谑、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为能事”。该文判定: 一些个案容易被人借题发挥、恶意炒作,以求对现实社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有的背后甚至隐藏着险恶的政治目的。
   
   
   
   当下,当局正在严惩网络传播,公审“快播事件”,由此激发出国内网民一面倒地与“赵家人”立场的对峙,声援“快播”浪潮不仅刷爆了微博和微信,也火遍了整个大陆网络。回首中国过去的几年,网络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这其中不仅都是“草泥马”类的发泄不满、宣泄情绪,更有理性的批判、深刻的反思和新文明价值观的传播;也不仅只是平民百姓,更有各类精英都加入了其中。眼下,从文字网站到视频网站,从网络情绪到网络理性,“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民意冲击波一发而不可收拾,逐渐形成了新兴的社会舆论力量,致使那些党报官刊所坚守的“喉舌”阵地,一个一个地沦陷,眼下已是四面楚歌。
   
   
   
   "8.19讲话”:敢于亮剑,抢夺阵地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前,网络上曾热传一份 新当家人的"8.19讲话"内部版文稿。此讲话稿称,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他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当时中南海喉舌、中共重要思想理论阵地《求是》杂志官方网站发表署名为“石平”(“时评”谐音)的文章称,“我们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 为此要“治理网络乱象、抑制网络负能量”。 201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文章,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文章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称,“政治安全是根本”。他说,现在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作为对我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以“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对我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为此特别强调,在互联网上,能否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王秀军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由此可见,“网络自由”已成中南海心头之患,并由此导致网络严打频频出击的原因。在此网络严打形势下,许多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警告和惩罚,有的甚至被捕入狱,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仅因为7条微博评论就被判刑,足以显示今日当政者对“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的恐惧。
   
   
   
   借“网络主权”封杀“网络自由”
   
   
   
   去年12月16号,在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当政者大谈管控互联网之道,借“网络主权”封杀当今中国的“网络自由”。当下,“赵家人”更加紧雇佣网络评员在网上论坛、贴吧和聊天室散发拥护当局,“反共就是反华”等言论,不少 “五毛”现已转正为“网络舆情分析师”。据称,目前对“网络舆情分析师”的需求缺口高达150万~200万人,有8个类似的培训机构进行该项开班培训。《新京报》早前报导,“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工作就是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他们主要分布在宣传部门、门户网站、商业公司等机构以及微信平台。
   
   
   
   如今,尽管数字革命和互联网带给人们最迅速和最广泛的信息分享方式,但中国官方仍借口“网络主权”,试图控制数字信息,阻止这些信息跨国界和跨时区地自由传播,不断建设起庞大的防火长城来审查和屏蔽网络信息,阻止许多网民使用谷歌、推特等。特别是强化阻止翻墙浏览境外网站技术,已经关闭大多数虚拟专用网络VPN,把更多的中国人阻隔在世界网络自由之门以外。
   
   
   如此“网络主权”借口下的网络管控,能否把网络自由封杀在主权的黑箱里?对此,电子前哨基金会的约翰逊和波斯特早就指出,不可能有设备能够阻挡个别电子信号进出国界,加上流通的信息量巨大、近乎无限,而过滤设备有限,所以过滤信息是不可能的。美国国务院创新资深顾问亚历克罗斯也说过:“他们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借口,要在互联网上强制安装一层系统。但问题是,互联网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政府想要掌控互联网的企图,或是改变网络结构的企图,我认为都是受到误导,并且不会成功。”
   
   
   
   “抬棺上阵”的“网络宣言”
   
   
   
   2011年初,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又被称为推特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等,充分印证了网络舆论推动公民抗争运动,借助于群体的、公开的、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他们运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等公众表达,特别是借助网路这个现代化的工具与平台,用“推特”和“面书”等联络功效,串联召唤群体,在极短的时期里迅速聚集,同时爆发,致使独裁者在十几天内垮台。曾发生在缅甸的“藏红色革命”一脉相承,当时缅甸民众抗争就采用了包括闪电式集结,互联网上博客,手机短信等组织了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等等行动。僧侣们的高智慧运作,甚至包括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2014年初台湾发生“太阳花”示威,2014年年底香港发生“雨伞革命”,均是互联网产生出的一呼百应的共振效果。
   
   
   
   如此网络革命时代,令今日中国的“赵家人”杯弓蛇影,十分恐慌,导致刚刚过去的2015年,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寒冬之年。这一年,多家民间机构相继关闭,“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路领袖”、“弱势社群”遭大规模打压。特别是当局在去年7月9日凌晨起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及公民,目前已有15人被以“煽颠罪”正式逮捕,招致全球108个民间团体在网上发起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违法扣押的维权律师及公民活动。今年1月14日,周世锋的代理律师杨金柱面对政治高压,发出网络宣言说:“为周世锋颠覆案的律师辩护权,吾将抬棺前行!中国30万律师同仁们: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有担当!作为执业30年的刑辩律师,为了追求心中的正义,为了对中国现行法律的信仰,为了维护中国刑辩律师的神圣辩护权,杨金柱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决心再次抬棺上阵,与违法公权力再次大战风车!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此借助“网络自由”宣誓律师的护法决心,正气凌然,何等壮哉? 特别是“中国网络自由化运动”集结号的吹响,预示着民主现代化转型的脚步,已经兵临北京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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