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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波爾布特政權的影響


   
   作者:約翰-斯奧斯阿利 ( John Ciorciari )

   
   

   
中國對波爾布特政權的影響

   1975年6月於北京,赤柬領導人波爾布特(中)、英薩利(右)朝拜毛澤東。網絡圖片
   
   
   
   以往曾支持波爾布特政權的事實至今仍是中國在冷戰歷史中最敏感之一的情節。從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的期間,中國是殘暴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主要境外合作者。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曾常低調地提及這個親密的關係,同時,今天的柬埔寨政府領導人卻又期望重新恢復與北京更為緊貼的接近。( 注1 ) 然而, 當聯合國支持下展開國際特殊法庭在金邊審判前赤柬官員時,人們又再次提及這個議題。2009年,在國際特殊法庭第一次開審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曾為北京辯護發聲, 說中國經常與柬埔寨歷屆政府保持建立 “ 正常的友好關係 ” 及波爾布特的政府只是其中之一。( 注2 )
   
   2010年,中國駐柬埔寨大使承認中國曾( 為赤柬 )提供糧食援助,但斷然說 “ 中國政府從未參與或干涉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活動。” ( 注3 )柬埔寨反對派的一些人就此出聲反駁,指控中國應為各次屠殺負上一份責任,以及在某些場合上他們還宣布:“ 中國欠柬埔寨人民之債,應該道歉。” ( 注4 )
   
   此並非是第一次在特殊法庭審訊中提及中國( 在赤柬時期所扮演 )的角色。 1979年,由越南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曾成立審判波爾布特及民主柬埔寨外長英薩利的法庭。 法庭將赤柬的所有罪行均歸咎於北京, 顯然此目的是為打擊北京的威信,那時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正進入激烈的階段。該法庭認為,中國 “ 曾增加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設立嚴密的顧問系統網來監察民主柬埔寨領導人的各種活動 ”, “ 煽動此夥人對我國同胞執行殘暴的種族滅絕政策……( 以及 )包括反越的侵略戰爭 ”, 同時擔任 “ 這個計劃的、惹人憎恨的主謀 ” 的角色。( 注5 )即使今天各次法庭的審判肯定是不再作出類似反北京的判定,但是, 中國對民主柬埔寨政府所影響的性質和程度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為力求弄清中柬的關係,本文將努力以探討中柬兩國私底下結盟關係的本質,同時也尋求了解實際上中國在這種友好關係中在各方面影響的作用達到何等的程度。為達到此, 作者將使用1975年至1979年期間曾對赤柬高級領導人及其曾與中國官員共同工作的人所採訪的詳盡記錄,此外還有從柬埔寨資料中心( DC-Cam )獲取從未公開的民主柬埔寨的正式檔案文件以及在最近各次審判赤柬的各人之陳詞。儘管這些新的資料對赤柬或中共政治局內部制定政策的過程似乎不可能作補充的新訊息,但是,它使我們知曉這種影響作用的重要性,是在或明或暗下、由雙方皆所意識到的以及實際上又是如何的展開。
   
   有證據足以使人看到這種雙方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其中之一,顯著的是互相猜疑的因素,雙方可以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具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實用的合作,它們是更多於由於在思想的相連。中國曾廣泛地在柬埔寨的各個重要地點設立了在行政領域和專門技術上的巨大影響。然而,諸多證據使人看到中國對赤柬高層的政策如安全和內部事務的問題則無較大的影響作用。中方的一些幹部並不贊同民主柬埔寨的各項政策並曾催促他們須再調整,但是,這個國家具有嚴重排外思想的領導人卻又極力捍衛其自主權,使到北京很無奈,必須十分謹慎行事,甚至是民主柬埔寨政府執行的那些盲目和殘暴的政策,包括曾對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不良的形象以及對越南挑釁的行為等。 北京對其戰略利益的認識已使中國的影響受到減弱和使民主柬埔寨領導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支配了這種關係。中國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是一種典型的模式, 一個弱國在一種不相稱的聯盟中取得了其影響力和自主權( 注6 )以及甚至有時還可損害比其更強大的同盟者。( 注7 )這些教訓對現今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具有極大的意義。
   
   
   努力促進合作關係

   
   
   在1975年4月的勝利後,赤柬的各個革命者曾似乎是主動地接近中國。 當然他們忽視西方, 雖然蘇聯與北越保持友好的關係,可是在此之前,在柬埔寨內戰中莫斯科對赤柬並不提供豐厚的實質援助,並甚至曾考慮為1972年印度支那和平協議,若可達成的話,將繼續支持右傾的朗諾政府在柬埔寨執政。( 注8 )在進入金邊不久後,赤柬軍隊曾湧進蘇聯大使館,將大使館人員趕往法國大使館,與西方人一起視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注9 )由於顧慮越南對柬埔寨打壓和被拖入印度支那聯邦,赤柬領導人也絕不考慮並拒絕河內提出建立 “ 特殊關係 ” 的談判。( 注10 )取而代之,五月初,民主柬埔寨的軍事力量還進攻在暹羅灣由越南控制的兩個具爭議的島嶼,此後使越南攻佔了柬埔寨的一個島並揭開了後來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 注11 )
   
   中國人民共和國( 以下簡稱中國 )在支持柬埔寨共產黨的問題上也並不擁有一份純潔的 “ 履歷 ”。在整個六十年代期間,中國曾為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撐腰, 鎮壓叛反的赤柬軍隊;在1970年朗諾上台後,北京不太強烈地支持柬埔寨( 指赤柬。譯者註 )軍隊的反抗行動並在1971-72年期間曾極力接近美國。( 注12 )然而,赤柬卻又選擇與北京連結,因為毛主義與他們的思想比任何的傾向都相近,此外,還因為他們還未可獨自以自己的雙腳走路。 中國也很快對赤柬表示慶賀,但在各個聯合聲明中委婉地強調新的政府將必須經由西哈努克親手帶領。前柬埔寨國王是中國的親密朋友,自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其政府後他一直在北京生活。( 注13 )
   
   民主柬埔寨的領導層曾在4月25日至27日舉行一次特別國家大會,讓西哈努克擔任名義上是國家元首的職位,但也清晰的發出訊號:他們將不會是傀儡,屈從任何外來勢力的保護傘之下:
   
   “ 我們柬埔寨國家的長久戰略立場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 柬埔寨人民肯定將不允許任何國家在其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同時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涉柬埔寨內部事務的行動。” ( 注14 )
   
   在此提及禁止外國駐軍的簡短宣言是單獨對越南的警示,當時在柬埔寨的領土上還有約二萬名越南士兵,(注15)但此外,民主柬埔寨的領導人在提及干涉內部事務時則還暗指中國。顯然北京是收到此訊號的。 5月13日, 新華社的一份電訊曾摘錄幾乎宣言的原文,( 注16 )葉劍英元帥曾發表,中國將 “ 永遠全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方面上的正當鬥爭。” ( 注17 )
   
   但是,實際上赤柬認識到他們需要接受外國的援助,主要的是來自中國。( 注18 )4月19日, 當赤柬士兵正在驅趕金邊市民出城時,英薩利已抵達北京並與中方談判關於提供13.300噸武器的協議以及將從甘磅桑港( Kampong Saom,即後來改稱為的西哈努克港。譯者註 )輸入,而並非經越南陸路運輸進入柬埔寨。( 注19 )四日後,他與一批中國官員和技術專家返回金邊,携帶一些通訊設備和急需的最好裝備,為設立新政府而用。( 注20 )五月初,有消息透露,波爾布特已秘密抵達北京並要求中國保障所承諾提供的經濟援助、技術協助和軍事訓練。代之,這個東南亞國家將支持中國的 “ 三個世界 ” 的理論思想並與北京共同反對莫斯科 --- 一種很早的跡象顯示兩國的關係將要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是有來有往的交易。( 注21 )
   
   也大約在這段時間裡, 中國駐金邊大使館也重啟開門,但從最近聯合國審判法庭,或正式的名稱為審判赤柬罪行國際特殊法庭的證人供詞所證實,當時民主柬埔寨政府以猜疑的態度歡迎中國的外交使者。2012年6月,前赤柬官員奎吳-昂( Khoeum Ngorn )曾確認在赤柬取勝後不久,他與五名幹部被調往中國大使館內工作,任務是 “ 監視各位客人 ”。( 注22 )他解釋說, “ 我們不可與客人談及政治的話題 ” 以及 “ 我們不可以隨意自由走動。” 各個幹部獲訓練得應保持 “ 警惕 ”,提防出現 “ CIA特務混入 ” ( 我們組織 )的危險,限制與中國人交談的次數以及經常互相監視和通報。任何一個錯失都會導致被“ 調往後線 ” 或 “ 遣往改造 ” 的後果,兩者均包括在各農地一段長時間的強逼勞動,或甚至更嚴厲的懲罰。( 注23 )證人的供詞說明了以前的報告裡所提及中國各官員曾駐留在民主柬埔寨的事實。他還說,知道在工作地方之外所發生的事,包括屠殺之事,但也極少的,並所知的只依據一些傳聞和從柬埔寨人同事及助手中獲取已刪徐了不少細節的報告文件。( 注24 )
   
   
   初始的複雜跡象

   
   
   儘管對中國官員使用一些限制的措施,但是很明顯,政策的改變朝極端之方向走。中國外交人員進入金邊後所看到這個首都幾乎是荒蕪之城並獲悉民主柬埔寨領導層已毀滅了之前由中國為他們所印製的紙幣。( 注25 )民主柬埔寨還將中國捲入一宗意料不及的外交危機:赤柬武裝力量五月份在國際水域內挾持了一艘號為U.S.S. Mayaguez 的美國軍艦。 這事件將中國推入如走鋼線似兩頭不靠岸的狀態, 一方是需要保護的新同盟者,而另一方則免於捲入與美國爭執的場面。( 注26 )
   
   對赤柬不施壓但須抑制其行為,取而代之,中國曾決定增加對這個弱小同盟者的援助,在Mayaguez事件後,北京派遣軍艦駐守在甘磅桑港。( 注27 )據一名前民主柬埔寨幹部湯利( Tang Ly ) 所述,經濟援助開始改為實物如大米、汽油和其他產品。( 注28 )中國船隻也開始保持每月運載20至40萬噸援助物資進入該港口。( 注29 ) 首次抵達的物資包括大量的大米和民用品,至該年的夏季中旬,據報告所顯示,中國也開始提供武器。( 注30 )中國領導人認為支持柬埔寨則是戒防越南的重要方法,因為中越關係正日趨惡化,曾一時為中國盟友的越南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末期已傾向莫斯科,以及同時亦可反對越南在印度支那爭霸的機會。( 注31 )
   
   毛澤東曾對赤柬的政策表示擔憂。 在六月北京的一次會晤中,毛告誡波爾布特說:“ 你不要完全抄襲中國的經驗,而應根據自己的環境去考慮。 按馬克思所說,他的理論是指引行動之主旨,而不是一種學說。”
   
   但除了提示之外,毛也讚揚波爾布特:“ 只做一次實踐,你已經達到我們曾所有失敗的東西。” ( 注32 )毛承諾提供總值為十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包括二千萬的無償還援助 ---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項援助。( 注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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