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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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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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薄熙来又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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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片纪录片《薄熙来》即将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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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谋杀韩晓光之一
·薄熙来谋杀韩晓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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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16载,访港点滴

阔别16载,访港点滴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2015年10月25日,我从多伦多乘机直飞香港,全程16250公里,别人要飞16个小时,已经够长的,而我却整整飞了16年,这绝对不是夸张,自从1999年最后一次赴港,参加《文汇报》的“告别”会议,接下来因几篇稿件而坐牢,然后是被软禁和出国旅居或称流亡,至今已是16年了,由于这特殊的变故和坎坷的经历,不论是在铁窗生涯里,还是枫叶之国中,不论是在夜晚,还是在白天,都无时不向往魂牵梦绕的香港,而此时真的要回来了,却既兴奋又恐惧,当看到清晨时分醒来的建筑森林,伴着缕缕烟雾,在机翼下摇摇晃晃,变形而重叠,我忽然血压升高,脸红心悸,睡眠不佳的脑袋昏昏沉沉,想起家庭医生对我的告诫,急忙服用一片降压药(olmesartan)之后,感觉好了许多,一边透过窗孔饥渴地向外暸望,一边在心底默默地喊了一声:香港,我回来了。

   
   会不会被海关扣下?
   
   这是临行前,我思考了无数次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禁止入港的“黑名单”里,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薄熙来当上中央政法委书记,“打薄专业户”一定是头号通缉犯,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我的文字观点比较温和,但中共的地方官抓人,不在乎一切,因为王健民案,我曾批评了广东省的许多高官,而涉及国安的有关香港的业务,历来是归其管辖的,像我这样的言论人士,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因此,去港前首先要保密,除了太太,我没告诉任何人行程,而且不带手机,还要留下一段给太太的“悄悄话”,我写在一张纸上,放在她伸手可及的抽屉里,总之,我告诉她,假如我再进去了,必定死在狱中,要把我的近况告诉读者,谁也不要求,就写在我自己的博客里就行,而太太从来不看我的文章,我必须把秘密告诉她,等等。我还写了一段顺口溜供她调侃:“眼睛一闭,驾鹤东去,老婆,老婆,该咋地咋地。”
   
   于是,当我随着稀稀拉拉的人流,走近香港海关的入口处时,看到了以前熟悉的着装和面孔,以及吵吵嚷嚷的广东话,一颗心止不住狂跳起来,也许再过一两个小时,我没进“一国两制”的香港,却进了深圳公安的法网,我仿佛看到下令抓捕王健民的深圳公安局长刘某的狰狞面目,听到他狂笑的声音:该死你,你送上门来了,正好“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不够人马,你就是最佳的“二告”,你不是属羊吗?我今天要剥你一层老羊皮。。。。。。忽然,后边的一位同胞推了我一把,原来,该我出示护照了,当我圆睁着恐惧的眼睛,紧盯海关人员时,他先让我摘下遮挡秃顶的棒球帽,然后“啪”的一声,在护照上盖了一个大章,我心里的疑虑和担忧被“拍”死了,油然想起太太的话:别给自己当回事。我止不住大笑起来。旁边有人议论道:这老头是神经病啊。
   
   碰倒奶茶的“大傻子”
   
   那些日子,我住在炮台山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酒店里,虽然接待的朋友安排得细致而周到,但我还是像以前在港报工作时那样随意而简朴,我喜欢香港小饭店做的快餐和奶茶,我认为,全世界的美食都远不如它,因此,自己独享的第一早餐,就选择了湾仔道的一家小饭馆,当我走进它时,里边没有几个人,营业员却有四五个,但令我惊讶的是,她们没有主动与我打招呼,而是对我非常冷淡,这一点与16年前截然不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用国语问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能否给个菜谱,问了三遍,她才用手指了一下,原来,有片纸板压在台子的玻璃板底下,她几乎没正眼看我,显得非常傲慢和敌视,假如是在入狱前,我还是党报记者时,我会勃然大怒,她奶奶的,你这样对待客户,真的是岂有此理,但现在,中共的5年大牢把我搞得脾气好的成了“软包蛋”,我依然满脸笑容地对她说,美女,你这有奶茶吗?我一边坐下,一边点了一点吃的,她写在纸上就离去了,我坐等了足有15分钟,她才送来饭菜,虽然她对我还是那么冷漠,但我心情依然高兴,阔别16年,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又喝上地地道道的港式奶茶了,这种茶香的美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在狱中曾求之不得,在加拿大也少有,只有港人才能配制如此之美的饮品,我像品红酒一样慢慢地喝了一口,立即,一个奇怪的念头像那热气,腾空而起:为什么香港人,对操国语的大陆人态度变了,变得莫明其妙?
   
   我想起了王健民,1999年以前,每次来港,我们都要聚餐,他喝酒不是我的对手,但人品和才学却在我之上,记得他请我到家坐客,楼高高的,屋小小的,窗户瘪瘪的,里边只有一张床和几件其它家具,真的是鸽子笼啊,但他在那里的书桌上,给《亚洲周刊》写了许多好文章,他写的为黑龙江省蒙冤而死的律师张晓斌呼吁的报道,曾引起省委副书记杨光宏的重视;后来他又写了为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鸣冤的文章,在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还有更多的为弱势群体发声和呐喊的佳作,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步他们的后尘,成了官员内斗,徇私枉法的牺牲品,一个港刊创办者做足了好事,不但未得到嘉奖,还成了“非法经营”的罪犯,他在内地被抓,被监禁和判刑,它带来的恐惧和不满,使港人不再相信“一国两制”的承诺,当普通港人无力抗争之时,就荒谬地把误解和怨恨转嫁到“大陆客”的身上,无处渲泄的仇恨,潮水一样流向无辜的人,是社会不满情绪的自然而病态的选择。当然,近年来,一些内地暴富的“土豪”也得罪了港人,也是深层次原因之一,但我不是“土豪”,“土豪”绝对不会进这样的小餐馆的,我离别16年看到的伤口,是中共官员践踏香港基本法带来的恶果。这一罪恶的果实正在香港肆虐。
   
   凝视着一碗奶茶袅袅升起的热气,我浮想联翩,情绪失控,忽然,一不小心,碰翻了茶碗,未喝尽的大半碗奶茶,倾倒在桌子上,旁边的几个客人先是鄙视地扫了我一眼,然后有两位顾客走到那个冷若冰霜的美女跟前,和她一起放声大笑起来,声音怪怪的,女服务员没及时过来擦洗,却用粤语调侃了一番,大意是,我是一个国内来的“大傻子”,连奶茶都喝不好。他们以为我不懂粤语,实际上我能听不能讲,我感到羞愧而激愤,但监狱给了我最有弹性的好脾气,我对着他们傻笑,我问他们可否给个桌布,我可以自己补救,我还连声说“对不起”,于是,那个女人撅着嘴,余怒未消地帮我擦干净,毫不掩饰蔑视的表情离去,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我想,16年前,香港不是这样,那时港人开饭馆,是把客人当成上帝供着的,不在乎这些小差错。记得90年代初来港第一次开会,也便中曾于一家小餐馆喝奶茶,因为《文汇报》驻地领导有签单权,请客大都是公款报销的,故养成了坏习惯,那回吃完饭,我抬身离去,竟遗忘了付账,店员追出来紧喊先生,不但没发火,还笑眯眯的呢。而如今,尽管我多付了一点小费,服务员依然不谅解我,像监狱的警察一样飙悍。
   
   留下的书法作品不翼而飞
   
   我有一个特点:你敬我一尺,我回你一丈,假如欠人情不还,夜里睡不着觉,所以,香港的文人武宜三令我感动。三年多以前,他邮寄一副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给我,我没及时回复,但留下一个心愿,如果去香港,一定回赠他一副习作,虽然彼此没见面,但我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为了安全谨慎起见,我在离港前把书作,放在一个桔黄色的大信封里,写上他的姓名,寄存在星级酒店的门童处,我对港人的信任和对星级酒店的服务质量坚信不移,总之,一切都停留在16年前。我于11月2日早晨,临登机前专门给武宜三打了电话,告知他详细的地址和门童的所在,并解释了不方便见他的原因,我是真诚而守信的,后来,回到多伦多又和他通话,并发了电子邮件,但至今他也没得到书作,他说他去了,但没有如愿,也许我的临时电话被监听了,“书法”被特务们误解为“炸弹”,它到了不该到的某人手里,既使是恨我的家伙,也可能热衷于收藏;也许是酒店的人贪污了,也许是谁拿错了,也许还有更多的“也许”,反正很对不起武宜三先生,我至今还欠着他的人情。我希望有人看到这幅写给他的书作狂草,不论是在某人家中,还是在香港的古董店,一定要通知我,我很想知道它是通过什么人得到的?
   
   略显疲惫的刘达文
   
   这次访港见面应酬最多的人,莫过于《前哨》杂志的社长刘达文,整整16年没有见面,恍如割世,如同我的衰老一样,他也略显疲惫,虽然,较之以前,它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发行量的刊物,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更大的办公室,可贵的资料室,属于自己的海景房,以及休闲时常去的几块“菜地”,他说编务之余,和太太去种菜,出汗排毒,成了养生之道,但从言谈举止中却看出心灵的疲倦和邂怠,如同登上了山峰的人一样,兴奋过后是下山,是打道回府,一切兴趣索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不能细谈更多,我只想说,抓捕香港文人王健民的“寒蝉效应”,正在逐步地放大,虽然,《开放》杂志的老板金钟激流勇退,自有体面的说辞,但假如中共包容和善待批评人士,就不会出现香港文人的大退潮。
   
   据我所知,自从晨钟书局的老板姚文田判刑,《脸谱》和《新维月刊》的老板王健民被抓捕,《明报》高管刘进图被袭击,香港文坛的领军人物,像秋后的蚂蚱,一茬不如一茬,严肃认真的持批评态度的文人鳳毛麟角,剩下的大都成了八卦的,抄袭的,胡编滥造,东抄西摘,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书商,现在,连这样的荒唐可笑的蹩脚文人,也不能包容,真的令世人耻笑,听说,加籍的香港黄尚伟先生也关闭了书店的一个货仓,大概也要回多伦多养老了吧,是的,类似的很多家刊物的老板或书商都想清仓抛卖,而最可能接手的人,可能只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土豪”,而其一但接盘,香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就会转身变脸,过去是“黑脸”,现在必将变“红脸”,这样就造成一种由與论推动的错觉,执政者什么都对,领导人什么都英明,社会不需要改革和进步,那么,溜须拍马的人大行其道,“捧死”和“摔死”的官员就接踵而至了,无疑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因此,我希望保留一些能容纳不同声音的报刊,打压和消灭它很容易,但最终毁灭自己是愚蠢的。
   
   我与刘达文先生一起喝茶,席间都谈及这些情况,多有感慨,16年前,薄熙来不过是渤海岸边一座小城的最高统治者,因其父为京城大佬而权力无限,他一声令下,笔者由香港党媒“老记”变成5年“阶下囚”,又有3年软禁,5年流亡,假如他当年能包容我的不同意见,绝对不会有今日秦城的无期徒刑。早在2011年7月25日,笔者就撰写发表了题为《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一文,请今人自查再读,一定会有新的感受。中国自古有“察见渊鱼者,不祥”之言,我不想总是讲人家不高兴的话,给自己及家人带来麻烦。我希望经常往来香港而一切平安,所以,意犹未尽,应点到为止,但我太爱国家,太爱香港,太希望国泰民安,故还是要说,总之,我深感悲哀的,不仅是香港自由言论空间的缩小,而且是异议人士和办刊人物的无心恋战,他们大都淡漠了使命感,更不敢面对跨界施压的强权,“一国两制”已变味,自由和法治将消失,以后所有的媒体就是“鼓掌”和“欢呼”,读者再也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接下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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