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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八年抗日终于结束,人民和国家都太需要和平,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也太需要以民众福祉和国家利益为重,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重建国家。然而,国共双方基于权力的自私而互不相让,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展开大规模的内战。

   一批自由分子曾经出于对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善意,呼唤过超越国共之争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即在自由主义价值的统领下,政治上不左不右,经济上赞成合理的政府统调,文化上尊重个人,也就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储安平所办政论杂志《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为他们提供发言平台。

   这批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立刻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月14日,毛给香港、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文化机构发去电报,要求他们立刻组织文章批判自由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毛在电报中指示说:“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和揭露,……”与此同时,作为统战高手的毛也强调:“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刊刊物上批评时”,“要有分析”、“要入情入理”、“要有说服性”,“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力。”(《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

   按照毛的指示,1948年3月,中共控制的左翼文化界率先在香港发难。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有两篇,一为胡绳对《大公报》的激烈抨击,一为郭沫若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胡绳发表了题为《为谁“添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他说:“公然为旧势力颂歌,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

   最具分量的大批判文章出自中共的头号御用文人郭沫若之手,他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措辞更为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反动文艺》。此文保持了这位浪漫主义文人一向擅长的大喊大叫的文风,称之为讨伐自由知识界的檄文也不过分。他说:“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

   如果这类奉命叫骂的文章仅止于抽象批判而不涉及具体作家,还多少可以原谅,但郭沫若却是点名道姓地大加鞭挞。他把沈从文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定为“黑色”作家。他说:“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其中,郭对沈从文的批判尤为激烈,他讽刺沈从文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斥责沈从文专写颓废色情的作品,“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他还给沈从文扣上一贯反动的大帽子:他以游离于革命的第三方面自誉,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他都要出来与革命潮流唱反调。“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却高唱“与抗战无关”;在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在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沈从文却把这场火中再生的战争贬为“民族自杀的悲剧”;甚至,他把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郭沫若由此判定沈从文的政治死刑:“特别是沈从文(桃红色的作家),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左派文人冯乃超在同一期《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专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沈从文曾在萧乾主持的文艺副刊上发表过《芷江的熊公馆》一文,描写了国民政府元老熊希龄在湘西家乡的老宅,充满了对古老传统、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的缱慻.这篇短文,具有沈从文一贯的细腻、雅致、朴素、恬淡、优美的风格。但这样的纯美无法为左翼作家所容,冯乃超把沈从文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冯说:“作者描写熊公馆仓库里面储藏的东西,可以开出一张无穷尽的清单来。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宝贝,但是翻身农民打开了地主的这些仓库,发现了那么多见所未见的东西,又看见’坏掉的自然也不少’的时候,他们只有感觉愤怒的。人世间的幸与不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地主收租,农民纳贡也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什么剥削可言。整个作品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地主是慈悲的,他们不剥削。拿这种写法来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这就是沈从文写”熊公馆“的主题。沈从文之所以写这作品,并且安置这样的主题,显然并不是无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狂潮卷遍了半个中国,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

   郭沫若等人的批判给唯美的沈从文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1948年12月7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已经表达了面对新时代的困惑和退出文坛的意愿。他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在另一封信中还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

   当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通知一大批文化名流南下,并为这些人准备好了机票,沈从文作为著名作家和北大教授,自然也在名单中。而北大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学生李瑛等人到沈家,力劝作家留下来迎接新中国诞生。奇怪的是,在新政权即将登场的形势下,已经洞察了自己的命运的沈从文,似乎应该南下,但他却选择了留在北平。大概他认为,自己一直是个专心于文学而疏远政治的作家,长期游离于两党争斗之外,新政权不会拿他怎么样吧。正如他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自述:“用笔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类似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还有身在北方的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人,身在南方的陈寅恪等人,也都选择了留下来。最令人扼腕惋惜的是《观察》创办者储安平先生。早在1947年他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有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储当时已经去了香港,但他居然听信了周恩来的劝诱,回到北平。

   这些著名自由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理由,有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不满,何况蒋介石已经兵败如山倒;也有对中共新政权的期望,毕竟毛泽东曾许诺过联合政府和民主宪政;有对故土亲朋的眷恋,也有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士”之遗传,仍然是成王败寇、天地君亲师。

   郭沫若等人对沈从文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已经给他的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接着又出现了高呼打倒沈从文的大字报,让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1949年3月,在沈从文任教的北大校园里,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抄成大字报,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这才感到他二十多年来的独立文学精神及其创作已经遭到新政权的全面否定。他想不到,以前的不祥预感会这么快就变成现实。恐惧和后悔象一张正在越收越紧的网,在这张网面前,他感到善良生命的脆弱和对前途的绝望。

   沈从文自述说:“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即使在家人的温暖和朋友安慰中,他仍然感到极端的孤独。他的夫人张兆和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他的二儿子沈虎雏也回忆到:“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在的巨变使敏感的沈从文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焦虑和煎熬,绝望使他选择自我了断。他曾两度自杀,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脖子上血管,还喝了些煤油。多亏有人发现,破窗而入,救了这位已经鲜血四溅的作家。获救后,他住进一个精神病院,多亏亲友的关爱,才使他有勇气活了下来。

   接下来,沈从文被赶下北大的讲台,1949年7月新政权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朱光潜、张爱玲等人被排除在外。再接下来,50年代初毛泽东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面对那种的粗暴高压和人人过关的侮辱,文弱而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彻底放弃了他所衷爱的文学,转向了古文物研究。

   就这样,沈从文的肉体活了下来,但那位名叫沈从文的杰出作家却从中国文坛上消失了。

   沈先生如此绝决,与其说源于他的政治立场或道德选择,不如说源于他在审美上与毛式暴力美学的格格不入。沈从文从走上文坛开始就追求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那是一种远离政治和功利、具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的审美追求。正如他的自述:“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的诗。……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处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而这种“纯粹的诗”的审美理想,化为沈从文笔下那清澈的湘西水、小小的凤凰古城、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把乡村和民风加以理想化,赋予了他们以天人合一的纯美品质,与都市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形成鲜明的对比。换言之,沈从文在审美上具有敏感、细腻、洁净、雅致和忧郁,如同湘西山间茂林中的溪流,有种清澈透明的深邃和朴素无华的本真。这与新政权把文学艺术作为政治工具和权力奴仆的革命美学截然相反。所以,他根本无法忍受从红色延安一路滚滚而下的暴力美学浊流。何况,那浊流不是黄河之水的天然浑浊,而是混合着独裁者的残忍和无辜者的血泪的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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