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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康选编:共产主义意味着战争饥饿死亡和环境恶化

朱忠康选编:
   闻事直述文图同赏59
   目录
   历史真相:
   中共必须解开五大历史谜团

   危言耸听:
   中国毗邻四国俄朝印巴都是核国家
   朝鲜氢弹试爆笑话
   共产恐怖:
   共产主义意味着战争饥饿死亡和环境恶化
   斯大林时期镇压了多少人?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把“专政”写进了宪法
   特权腐败:
   中国高干病房里有多少惊人秘密?
   反腐追回2500多亿资金去哪了?
   三言两语:
   中国人分五大类 正常人民只是一小撮
   感人故事:
   漂亮美女一次考经理职位的经历
   看图说事:
   五毛分子造假之作
   笑弯你腰的照片
   世界各地之夜
   
   
   
   
   
   2016年1月14日朱忠康选编制作
   中共必须解开五大历史谜团
   王笑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五个年头,正确总结跌宕起伏的历史,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回顾六十五年走过的历程,有五大历史谜团尚待解开,它们是:
   (1)三年困难发生的原因及饿死的人数;
    (2)“9.13”事件的真相;
    (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4)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和头脑的两位领导是如何被贬黜的;
    (5)应如何全面评价毛泽东。
   
   一、建国十年后,发生了延续三年的大饥荒。
    五十三年过去了,但是对发生的原因和饿死的人数,官方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等文中披露,仅1960年一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至于三年饿死多少人,没有下文。可是国内外多数专家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在三千万以上。也有人撰文竭力反对上列数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难道不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吗?如果说在当时不可能调查清楚,难道在有关领导已经相继去世后,也调查不清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还有很多人活在世上,只要在人口普查时加上这个内容,就完全可以查清,为什么不做调查呢?总是盖着捂着,不查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总这样拖下去,能消除国人的疑惑吗?岂不是使疑团越滚越厚吗?
    长达三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初委罪于天灾。后来虽然不再强调天灾了,认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是对产生“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的思想政治根源却没有深入检讨。对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样严重的事情,难道不该追查有关领导的责任吗?有关领导不该向国人认罪道歉吗?我国国土辽阔,天灾年年有,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荒了南方有北方。对连续三年大面积饿死人,主要领导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对提出“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怀恨在心,必欲整死而后快。正因为对发生三年灾荒的思想政治原因没有深入检讨,对有关领导没有追究责任,所以我国的“三农问题”至今也没有能够彻底解决。不检讨造成三年饥荒最深刻的思想政治根源,也是一个谜。三年大饥荒给国人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文革”,为什么当政者对“文革”痛心疾首,对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却轻描淡写呢?这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的迷。
   
   二、“九•一三”事件疑团重重,众说纷纭。
    事件起源于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在会上讲话主张设国家主席,得到与会大多数人响应。林在会前曾把讲话内容报告给毛,毛没提出异议,没想到在会上讲了后却引起毛的反感,林当然想不通,坚持不检讨。“文革”以来林的威望和势力与日俱增,加上会上几乎一面倒的形势,引起毛的警觉和不快。但在处理方法上,这次与五九年庐山那次会议不同,考虑到林是毛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并且已经写入党章,所以没有把林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在南巡讲话中放出风来要做林的思想工作,让他承认错误。可是林却拒绝检讨,拒不承认错误。结果形成僵持局面,毛下不来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对林坐机飞越国境摔死在温度尔汗,究竟是出于林的自愿,还是被骗被迫,说法不一。说林制定“571工程纪要”阴谋武装起义,同林的身世和思想水平不相称。林是身经百战的元帅,仅靠自己的儿子及其几个死党,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林会那么鲁莽吗?叛国投敌,会毁了一世英名,林会那么愚蠢吗?况且林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错,有什么必要逃跑呢?从周总理向飞机喊话的内容来看,说明毛周也没有把林当敌我矛盾对待。毛需要有个台阶下,只要林做些检讨,就可以过关,然后再作适当处理,这场闹剧就可以收场。从“九•一三”事件对毛的刺激来看,毛也不想把林置于死地,因为那样的结果是毛自打嘴巴,对毛的形象也不利。对此,林也会心知肚明,没必要叛国投敌。
    对飞机越过国境失事的原因,其实并不难弄清,只要把黑匣子解密,就会真相大白。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把黑匣子弄到手?是苏联不给,还是我们不索要?苏联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为什么不索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才是谜中之谜。
   
   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发动“文革”究竟是为什么?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或者兼而有之?毛泽东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两千多万人死于非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把它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只是对那段历史的描述,显然并没有揭示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和这场动乱的本质。究竟是“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还是毛利用了“反革命集团”,或者是互相利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虽然领导全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仍然认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毛鉴于苏联已经变修,复辟了资本主义,认为我国以刘少奇为首的领导层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自感大权在逐渐旁落,所以才决定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新的革命,意在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从五个方面历数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行,证明刘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实际上传达了毛对刘的认识。毛认为只有把丧失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继续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场斗争既是道路之争,也是权力之争,但绝不是党内路线之争。但是,刘真的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还是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指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为什么抛开了原来的指导思想,反而置刘于死地?
    但根本问题却在于,在半封建半殖民落后的中国,能否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没有孕育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就能够“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新社会是应该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还是应该“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这本来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早已阐明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都有明确的论断。然而不幸的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不顾马恩的谆谆告诫,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充耳不闻,硬是按自己的主观想象,“用法令取消”和“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结果是误入唯心史观的泥坑不能自拔。改革开放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较之“走俄国人的路”真是冰火两重天。究竟走哪条路才是邪路和正路,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实践已经做出了结论。然而更不幸的是,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扬幡招魂,而当政者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毛泽东坚持走主观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正确的?
   
   四、对毛泽东的一生应如何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对毛泽东一生的功、错、罪做了区分。
    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对毛泽东掌权前后的成绩和错误作了七三开和三七开,没有说毛有罪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只是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只是确认“文革”犯了严重错误,其它均予以肯定。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发言:“作为共产党人,不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对此,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承认上述决议对毛的评价是唯心的,也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说明了理由和承担了责任,建议十五年或二十年后再作评价,作为一项建设性决议以压倒多数通过。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对华国锋和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文革”前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未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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