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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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出路

   前言本文主旨是弃马归儒,即罢黜马家,独尊儒术。或谓要彻底去马真正尊儒,条件尚不成熟。答曰:本文重在是非正邪的明辨和正确方向的指引。去马归儒,就是去暴归仁,去夷归华,去西归中,是中国必须要走、必然要走的政治正道。

   或许,去马归儒还需要一个过渡期,以固文化之本,培道德之元,这是可以理解的。条件问题主要由政治家去考虑,文化人的职责是明辨是非正邪,这是正确行动的前提。古来敬天保民的伟大事业,都有赖于思想先行,理论先导,这也是有利于条件的创造和成熟。以下言归正传。

   一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是一条邪路,也是一条绝路。大半个世纪以来,前苏联和各个前马克思主义国家(简称马国)的实践已经提供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马主义的错误是原则性的,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错漏百出,充满原则错误,无可修正。西哲有句名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马主义政治学导出来的党主制和公有制,恰恰是权力私有、财产公有的利器。

   更根本的错误是唯物主义,不明宇宙生命之真相,误视物质现象为本质。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必然流于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政治观,一味围,绕着物产做文章,以无产资产分阶级,以阶级分善恶,以阶级性否定人性,赋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决定性的“权力”,连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都把物产放在第一重要的地位。

   物化必然导致恶化。论恶人之多之大,非马帮莫属。马帮之恶,集古今中外所有邪教、黑社会、恶势力之大成。马路之邪,史无前例。坚持越久,苦难越深,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东海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空想耳,实事求是巧言也。在马主义框架中,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等等也非核心。真正的核心原则有三:哲学上物本位,政治上党本位,经济上公有制。所谓坚持马主义,无非坚持这三点,三点又归结于一:唯物主义信仰。

   其中某些边缘性、枝节性的零篇断简,貌似正确,却是废话,在其哲学体系和制度框架中毫无落实的可能。马帮的话,坏的都能付诸实践,而且变本加厉;好话则无非巧言,只是说说而已,都是不能落实、无法实践的,实践起来都是相反的。例如:“除了人民利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表态,实际上除了特殊利益,共产党人最不关心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又如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德传》,谓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原指一种严谨、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现意谓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等。无论哪种解释,儒家都可做到。儒家强调真诚,以诚为天道之本然,以“诚之”为人道之功夫。

   但在马主义话语体系中,实事求是只是枝叶性概念,只能说说而已。因为马主义的世界观人性观和道德观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毫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之实,反而充满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之意。马主义的哲学背景、理论基础、政治实践和制度设置都与实事求是格格不入。只有抛弃马主义,才有望实事求是。。

   二社会主义与马主义血脉相连。反对马主义,必然反对社会主义。

   或说“社会主义等于民主主义”,混扯也。首先,社会主义是社会第一位,是一种集体主义,民主主义则是民主第一位,两者大不相同。其次,民主主义虽比社会主义好,但也很有限,并不为自由主义主流所认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民主主义有严厉而深刻的批判。

   或说:“如今的中国可能是社会主义因素最少的国家。美国的社会主义成分多于中国十倍。”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最是愚昧,最容易误导国人。其实,正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才导致政治反常、社会异常、人性失常、灾难非常;美国悖社会主义之道而行,才比中国好十倍。

   极权者为社会主义唱赞歌,可以理解,可笑复可耻的是大量号称启蒙和自由的人士也把它说成好东西,比如石讷说:“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福利概念”。哪跟哪呀?社会主义明明白白就是集体主义,与党主制、公有制、唯物论一起为马主义政治和思想支柱。所谓的改革始终未离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宗。

   社会应该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社会本身没有主义、即主体和本位的资格。民主制以人为本,礼制以民为本,都不允许以社会为本。社会一旦主义化,必然异化和恶化,成为违反人性、违背人道、侵犯人权的恶物。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五四启蒙派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好东西,虽无择法之眼,毕竟情有可原;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包括前三十年的马列原教旨实践和后三十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付出了空前沉重的代价之后,启蒙派和某些儒家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东海对此只有深深的叹息。

   政治上名不正,一切不行。进入马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任何好东西都会异化,市场经济会异化为权贵市场经济,官财公开制会异化为官财申报制度,国有企业会异化为党有权有,高薪养廉会异化为高薪养贪---看看那些国企领导就一目了然了。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兼容宪政,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把北欧诸国说成社会主义,更是一大政治误会和学术混说。在北欧诸国和所有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拥有宪位,其它各种主义,包括新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下位法,任何党派执政,都必须遵守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制度设置。在此前提下,才有或偏左或偏右、或重个人或重社会的自由。

   自由主义有左右之别,右派更偏重个人自由,反对过高福利;左派更偏重社会平等,更重视社会建设和福利保障。两派对自由主义原则有基本共识。很多中西学者误将自由主义左派等同于社会主义了,殊不知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自由左派是以自由为本而特重社会,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为本而压制自由。

   有学者陷在社会主义政治框架内而不识社会主义真面目,认为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悲剧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离社会主义最远”,这样的认知岂愚昧二字了得。如果这样的认知在文化政治群体和正义健康群体中占主流,意味着他们还要坚持在邪路上寻找正义,中国的政治灾难尚未有穷期。

   三儒家九死余生,依然薄弱衰微,各界反儒依然成风,因此,马本儒用,立马尊儒,如果作为暂时性过渡,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终非长久之计。为政首重正名,名不正是为政大忌。孔子早就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不摆脱抛弃马主义而想有实质性的制度改良和政治从善,不可能也。

   中国最好的出路:是罢黜马家,独尊儒术。罢黜马家的指导思想地位,马克思诸子化,确立道统地位,实行儒家宪政也就是中华宪政,又可称为现代仁政、新礼制等。这个制度兼取上古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兼顾蒋庆先生所说的民意、传统、天道三重合法性。(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一文)

   在儒宪框架下,自由和秩序、平等和差等、人权和主权、民权和政权,都可得妥当安顿,取得圆满统一。

   例如平等和差等,理各有当,各有适用范畴。平等是法律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人格平等。差等有三义:一是情感概念,爱有差等;二是人伦概念,尊卑有差,夫妇有别,有别,长幼有序;三是道德概念,道德人格的高低优劣因人而异,君子高,小人低,圣贤优,盗贼劣。

   又如自由和秩序。亨廷顿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东海曰:无秩序而有自由,是无法无德、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当然不行;无自由而有秩序,是极权主义的恶性秩序,同样不行。自由和秩序相辅相成,互相提升品质。良性的制度和法律,必是能够维护有序自由的。

   无秩序的自由是恶性自由,是无政府主义、丛林社会的自由,最适合非礼的小人、非法的恶人和刁民暴民,本质上是反自由的;无自由的秩序是恶性秩序,是极权主义、奴隶社会的秩序,最为暴君及其帮凶帮闲们欢迎。帮凶帮闲毕竟多少得些眼前利益,最难理解的是那些奴性十足的自干奴。

   儒家礼制,礼乐刑政具备,提供的是一整套建立在仁本道德基础上的政治社会规范。儒家政治下,自由和秩序相辅相成,自由是有序的自由,秩序是自由的秩序,争取自由品质和秩序品质双高。

   仅有民主法治是不够的,西方社会存在种种问题和弊端;但没有法治是万万不行的,那意味着政治社会道德统统无底线,就像现中国。西方是“失礼而后法”,中国礼法尽失,遂堕向罪恶的深渊,各种恶人恶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干不出。

   论政治制度品质,儒家礼制德治远高于西式法治。这条仁本主义道路,于人本主义文明即西方文明,可以避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弯路,弃其劣而取其优,从其善。古今中外的一切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

   西式民主亦不失为次优选择。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反儒社会,任何好制度的建设不起来,中华宪政和礼制固然不可能,西式民主宪政同样不可能。在中国,要走西方道路,还得有一定的中华文化和道德垫底。

   自由派反儒,无异于自残自毁;反儒而追求民主自由,就像欲筑大厦而自挖墙角。五四至今,民主越追越遥远,启蒙越启越蒙昧,根源就在这里。十几年来,东海反反复复指出这一点,自笑老婆心切,总是絮叨不休,奈何有言不信,可谓尚口乃穷。悲哀无限,非为自己,为吾国吾民而哀也。2015-4-17余东海于广西南宁,首发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

(2016/01/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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