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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人道功臣是道家和佛家

   中国历史上的人道功臣是道家和佛家
   (民国复兴网首发) www.rocreturnun.com
   
   
   东海一枭先生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儒学学者,他于民间努力推动儒家复兴,对于中国的道德重建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他过于偏执于儒家,以致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儒,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弊病,都归咎于不尊儒;对此笔者无法苟同。
   
   试以人道问题为例。在东海君眼里,中国历史上人道好的时代,当然是尊儒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人道差的时代,必定是背儒的时代。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中国历史上最为人道的时期有三个:
   一是西汉从刘邦建汉到“文景之治”时期。这一时期刘邦废除了秦朝动辄杀头、诛族、连坐、割鼻、斩足的极端苛暴的刑罚,代之以以“约法三章”为基础的汉律;在刘邦的基础上,汉文帝、汉景帝又进一步地减轻刑罚,成就了犯罪率低、死刑犯少的“文景之治”;
   二是唐朝建立后一直到唐玄宗中期,期间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亦以犯罪低、刑罚少著称于史。其中的“贞观之治”期间,全国死刑犯少的年头仅有几十人;
   三是整个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匡胤建鼎时即订立皇室家训,要求历任宋帝即位前必须背熟,其中有誓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之条款。终北宋一朝,从未有以言论文字处决的案例,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不抑商、对商人甚少歧视的王朝。
   
   巧的是,这三个最人道的时期,都不是崇儒的时期,而是崇尚道和佛的时期:
   刘邦乃至文景时期,儒家刚从秦朝“坑儒”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还远没有主流思想学派的地位,当时社会上远比儒家有影响力的是道家,尤其是道家的“黄老”思想;刘邦原配夫人吕后就比较推崇黄老之学;汉文帝在其皇后窦氏的影响下进一步采取黄老思想治国;其子汉景帝深受窦氏的影响,更热衷于黄老之道,采取了一系列“无为而治”的道家政策,即:减少刑罚、轻徭薄赋、争议案件复审——力避冤案、兴修水利、提倡农业、避免战争、与民休息、、、、、、
   
   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虽有上升,但因后世统治者的喜好不一,也长期间并没有成为主流。唐朝建立后,因为李渊父子自认为是道家始祖老子——李耳的后裔,因此,终唐一朝,崇道远甚于崇儒;唐朝时佛教又盛传,所以唐朝受道和佛的影响,远远大于儒家的影响。唐朝统治者大度气质和对言论的特别优容,体现出道家之风。
   
   北宋皇室继承李唐皇室崇奉道家的传统,甚至犹有过之;原因迄今不清,一说是赵匡胤受后周君主柴荣崇道的影响,一说是赵宋皇室与道家大师陈抟有交往、、.赵宋皇室的慎杀暨对知识分子的优容,体现出道家之风。
   
   
   事实与东海君的认为相反,随着儒家的地位不断上升,崇儒的中国社会,反而走向病态和暴虐:
   南宋末年史弥远杀韩侂冑后,儒家理学地位大涨;宋理宗崇奉理学,儒家正式成主流;与之相应的是社会病态初现:宁要名节、不要生存,暴戾之气已现端倪——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贾似道欲向蒙元求和竟成罪状,押解官郑虎臣“为天下”而擅杀贾似道的“正气”,宣告了某种病态暴虐化的社会走向。
   
   南宋之后,以理学八股文取士的明朝,提倡儒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却是汉人本土王朝中最不人道的王朝之一。
   
   满清也做出一副尊儒崇儒的样子,以儒家治汉不让明朝,但是满清却是自秦朝以来最为残忍暴虐的一个朝代,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暴政比秦朝更恐怖,因为秦朝只存在了15年,而满清延续了两百六十八年,单单文字狱、闭关锁国登峰造极的“康乾盛世”,就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
   
   当然,统治者残暴非人道的责任,不能全由儒家来负;尤其是满清之残暴,主要是由满洲族作为游猎民族野蛮落后的习性、以及满洲贵族鄙劣、阴毒的特点造成的。
   只是,儒家至少负有没有能力人道化统治者的责任(减轻暴政)的责任。试问:西藏的喇嘛教(藏传佛教)既然能够感化忽必烈,令其一改攻打黄河流域时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灭宋取江南时收敛屠刀、甚少屠城,为什么儒家却不能令(同族或异族的)统治者人道一点呢?
   非但不能增进人道,清末大儒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章、唐景崧之流,无一不是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屠城大杀平民、对普通战俘大行凌迟、剖肝、剐眼等发指酷刑的屠夫杀人狂!人道何在?“仁本”何在?
   
   
   笔者以为,佛、道能够有效增进统治者的人道,而儒家却对此乏善可陈,根本原因是佛、道与儒家的思想差别:
   佛家讲因果报应,以杀人为大罪;道家以刑杀为不详;二者都明确地主张人道主义;佛家讲顺随因缘、六根清净;道家讲顺其自然、清心寡欲、清净无为,这就是佛、道导向优容的原因所在;
   而儒家嘴上高唱“仁义”,实际上以忠君为核心价值,为了匡扶君主,杀掉“奸臣”、“巧言令色乱臣贼子”理所应当、理直气壮;如曾国藩就斥责残酷杀人杀得后怕的曾国荃(湘军将领之一)说:“汝既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曾国藩家书》)”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定性为“贼”,他(她)根本就不是人,凌迟、剥皮、剐眼当然不在话下,而且非此不足以令“巧言令色乱臣贼子”惧。如此一来,惨无人道的杀人和滥杀无辜,反而成了“果决杀伐”的功劳了!
   这就是曾国藩之流残暴的思想根源,它反映出儒家在人道方面的缺陷。儒家宗师里,有明确人道思想的只有孟子,但孟子只是亚圣,且孟子的诸多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虽然儒家有人权价值观的缺陷,但却不能以此否定儒家对中国的伟大价值。儒家注重修史、强调家庭伦理、悌孝、注重生育,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传承绵延,起了首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两次被外族彻底征服,中国遭外族彻底征服却没有亡国,是因为汉族的人口远远多于入侵的蒙古人和满洲人,依靠人数的优势反而同化(或驱逐)了入侵者。如果没有儒家,汉族就决不会有数亿人口,如果汉族的人口较少,则早就被入侵的北方蛮族消灭或同化了,则这个世界上早不会有中国,现今中国土地上的居民说的是突厥语、蒙古语或满语。
   因此,在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文明早已湮灭的情况下,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两千多年,首功当属儒家。
   
   另一方面,佛家虽有人道、优容的优势,但佛家的避世绝育属性,会造成社会衰败:佛教徒既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人口,因此比导致社会衰败,佛教徒多了,必导致社会自杀。西藏和蒙古为什么衰落?就是佛教过分流行的结果,佛教的过分流行,导致藏人、蒙人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衰败;满洲贵族为了削弱蒙古,恰恰抓住佛教的“剪丁”属性,大肆诱导和强迫蒙古男丁出家,两百多年下来,导致蒙古族由成吉思汗时代一个人口近千万、生机勃勃的大民族,到晚清时衰减成一个人口只有五十多万的濒危民族,迄今,蒙古国的人口仍不到三百万,国家贫弱不堪。
   
   由此可见,构成中国传统国学的儒、释、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今后的新政府一定要去马列倡国学,但不可偏废一方。
   同时,必须实行宗教自由;但是,对伊斯兰教必须严行限制,因为伊斯兰教深具暴力排他的性质,穆斯林具有凝聚力强、生育率高和不可同化三大特点,如不防范,中华文明必如七世纪时的古埃及文明一样,被穆斯林所消灭。
   
   曾节明 于民国10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阴寒傍晚于纽约州
(2015/12/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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