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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抛弃对胡锦涛的盲目幻想和期待,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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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排拒态度不可取

   基督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排拒态度不可取
   
   东海一枭先生是一位既充分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独特价值、又追求宪政民主的儒学学者,这在异议人士中难能可贵,因为这类人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笔者对东海兄在追求的宪政民主的同时,恪守民族立场而深为钦佩,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超越民族的宪政民主,不捍卫包括本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利益,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然而东海兄对基督教所持排拒态度,笔者不敢苟同,我以为,这是一种过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态度,而且不合时宜。
   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蓬勃发展,兴起的势头空前,目前中国仅在官方教堂注册的基督徒,都在一亿人以上,且还有数量庞大的地下教会信徒、家庭教会信徒,基督徒的增长,仍在继续。由此可见,基督教成为我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既成事实,中华文化已从“儒释道”演变为“儒释道耶”。
   因此,仍然从以前的“儒释道”本位出发,对基督教采取排拒态度,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是一种不可取的虚无主义态度。
   基督教自明末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为满清闭关锁国禁海的野蛮政策打断,近代国门打开后,复又在中国更大规模地兴起,至民国时鼎盛空前,继而被毛共的极权暴政打断,再自“邓改开”后空前规模地复兴,历经邓共次品法西斯打压扭曲,迄今蓬勃势头不减、、、、、、.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反映出基督教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所缺乏所亟需的某种东西,苦难者的宗教基督教,也是中国民众所需——基督教之所以在共产党统治下最蓬勃地发展,因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民众最痛苦。
   
   基督教对中国有哪些可贵的补益呢?基督教弥补了儒家的不足。
   儒家对中华文明的巨大价值无可否认。汉族(华夏族)能存在两千多年,儒家是首功:正是儒家非常注重家庭、孝道、生育的传统,使得汉族长期维持一个兴旺的人口,而正是人口上的巨大优势,使得中国在历史上两度彻底亡国(分别被蒙古和满洲征服)的情况下,其主流民族没有灭亡,而最终复国成功。
   如果没有儒家,现在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东亚的大陆上可能只有蒙古国和满洲国,现今中国国土上的人,说的是蒙语或者满语;如果没有儒家,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半个中国,早已是伊斯兰国。
   
   但是,儒家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促进国家人道方面乏善可陈: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道的王朝当属唐宋,尤以北宋为最;而唐宋统治者最尊奉的并不是儒家,而是佛家和道家。
   相反,随着统治者对儒家(尤其是儒家理学)的日益尊奉,王朝的刑罚反而趋向残酷。明朝就比宋朝大大地残酷,装模作样“尊奉”儒家的满清,因为是窃据中国的北方蛮族殖民伪政权,所以残酷和阴毒都空前,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正应了一句“先蛮夷化,后野兽化”(王夫之语)。
   满洲人的暴虐阴毒统治,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残酷是肯定的,但在满洲人入关窃国之前,明朝也比较残酷是事实。自南宋后,全世界最惨无人道的凌迟死刑(即千刀万剐)为何作为国家明正典刑,存在了一千多年?虽然不是儒家造成,但儒家肯定有责任,它暴露出来无能推进人道主义的缺陷。
   满清的大儒,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章、唐景崧、、.无一不是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滥屠平民、惨杀俘虏的残暴之徒,若在欧美,这等人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他们迄今仍受到中国儒家史家的肯定和追捧,这不能不反映出儒家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缺陷。
   
   中国历史上凌迟灭族惨狱累累,尤其儒家当道的明朝初年和整个清朝,相比之下,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即使在中世纪,也极少有这样残酷的案例:一五五九年六月廿八日,法王亨利二世在与路易斯伯爵比武时被刺伤致死,伯爵事后被抓,但并没有被处死,这样的事若在中国,伯爵必被满门抄斩。
   欧洲历史上的残忍程度为什么比中国低很多?这就是基督教的功劳——强调人警戒自身罪性的基督教,就是人道主义的源头。
   
   与伊斯兰教大不一样,基督教进入中国,乃是中国人之福,基督教不会威胁中华文明,反而会成全和提升我中华。
   
   不容否认的是,如今的中国社会,残忍程度比毛共时期大为改观,这是基督教的功劳;基督教也是顽强反对计划生育的巨大力量,基督教必将大大提升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
   
   曾节明 写于民国104年十二月十四日傍晚于纽约州冬雨中
(2015/12/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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