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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論》(2006)书摘
·
·严家祺《霸权论》的主要观点
·《霸權論》9章81節287頁全部書稿
·《霸權論》書頁中另行排版的85句短文
·《霸权論》目录和序
·1·1国家是一种活的“行为体”
·1·2“人——马系统”的智力和能力
·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1·8兩个“自我”
·1·9“狡詐”是“政治行為體”的重要特徵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3·8“大马士革——哭墙”分界线
·3·9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划界问题
·4·2狭义与广义战争
·4·3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4·4军事行为体的六项构成
·4·5 4·6軍力流動論
·4·7点目标和点击战
·4·8 4·9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5·1三代國際體系
·5·2地域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
·5·3「體系」與「國家」間的「中間態」
·5·4 島國主義與內陸主義
·5·5均勢平衡者角色
·5.6國際體系的簡化模型
·5.7國際體系結構的要素
·5.8國家間的四種作用力
·5.9國際體系的四項特徵
·8·1太空的范围和划分
·8·2航天时代
·8·3"高边疆”战略
·8·4太空资源和太空工业化
·8·5单向透明战场
·8·6太空战
·8·7NMD和TMD
·重贴:《霸权论》『全能战争网』和『战争脑』
·外星殖民:太空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在表現形式上的区别
·太平洋五大板塊
·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南海裁决
· 为何仲裁庭無權裁决南海那些问题
·南海的四种海域
·海牙仲裁庭的两项法律错误
·严家祺:耶路撒冷“一城两国”的分界线
·中国也应当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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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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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海外民运大分裂旧文
·《苹果日报》文章《伦敦会见方励之》
·逮捕刘晓波更扩大了《08宪章》的影响
·零八宪章和刘晓波面对中国的“非人政治”(2009-12-25)
·中国民主党人的“千年刑期”
·中共當局三次迫害高瑜
·釋放王炳章!“釋放”王軍濤!
·嚴家祺:王炳章和時代廣場的鐵籠
·王炳章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心因王炳章的苦难而滴血
·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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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性精神』和人的『动物精神』
·政治十年一变(东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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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谈钱钟书——致北京友人书
·什么是感觉的『死而复生』?什么是生活的『极简主义』?
·怎样看待中国金融的『世界接轨』?
·文革三大根源
·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五十年後谈文革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老红卫兵”遇到了“新问题”
·《文革十年史》资料搜集记
·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 博讯网址: http://blog.boxun.com/hero/yanjiaqi99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资本主义的弊病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解决
·李洪林去世标志一个时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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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9篇文章(1989.1-2015.12)

两岸关系9篇文章(1989-2015)


(共40页)


   目录
   1.中国和平统一需要制定统一宪法:把纸面上的宪法变成真正的宪法
    (1989.1北京)

   2.法兰西第一第二共和的启示(1989.9.15巴黎《欧洲日报》)
   3. 中国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1990.5.12)
   4.『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1999.9.24纽约)
   5. 台湾九论(2004香港)
   6.和平革命、和平融合、和平崛起(2005)
   7.反分裂法与北京对台政的转变(2006巴黎《欧洲日报》)
   8. 台湾大选:少爷小姐管家之争(2012.1.1)
   9.北京向全世界宣告『一个中国两个政府』(2015.12.1)
   
   两岸关系9篇文章(1989.1-2015.12)

   

法兰西第一第二共和的启示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省思


    (刊巴黎《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第二版)
    严家祺

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灭亡,清政权为袁世凯和他一手培植的北洋军阀政权所代替;第二次是北伐战争後,国民党政权代替了北洋军阀政权;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代替了国民党政权。当然,在台湾,国民党政权还保持着政权。
   这三次政权更迭,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依靠战争和暴力来实现的。第二,政权虽然发生了更迭,但专制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中国大陆专制政权的两个特征


   专制政体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这个人不论称为皇帝、国王、苏丹、哈里发,还是称为总统、主席、顾问委员会主任、军委主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拥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策权,任何其他权力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他。第二,这种权力是终身的,是不容转让的。近十年来,邓小平高唱“废止终身制”,一次又一次放弃国家主席、党主席、总书记职务,一次又一次扬言要“退休”,但是,这一切全是骗局,邓小平就是抓住实际权力不放。
   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在布什任美国总统後,前总统仍要像邓小平那样不放弃权力当美国人民起来抗议时,即使布什不同意用机枪坦克进行镇压,而前总统下令用坦克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机枪疯狂扫射无辜的民众。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导致怎样的局面?现在,邓小平、李鹏怎么说中国政局趋于稳定都无济于事,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手中的权力随时都会消失,他们一天也不得安宁。中国今天的灾难是几千年来专制政体的灾难。不同的是,这种专制政体披上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外衣,使得它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不管邓小平如何解释,他都无法掩饰中国大陆专制政治的上述两个特点。

从“家天下”到“党天下”


   1949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後,这种专制政体带有历史上专制政体不同的特点。
   第一, 最高权力不在一家一姓中“世袭”,而是在一个政党狭小的“上层集团”中继承,“家天下”为“党天下”所代替。
   第二, 最高权力的继承缺乏明显可以识别的规则,继承人的更换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第三, 由于公民没有财产权的保障,由于党和政府控制着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最高权力带有“全能主义”性质,它无所不及,无所不能,所以,中国大陆每一次“继承危机”都要使人民蒙受莫大的灾难。
   

邓小平是专制帝国的


   最后一位帝王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政权的更迭通常不是依靠真正表达人民意志的选举和投票,而是依靠军队、暴力和暴力威胁。如果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接的暴力决定着谁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共产党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时期,“一党专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中国大陆任何一点民主都扼杀了。
   北京六四大屠杀表明,一个受到人民谴责、声讨、蔑视、唾弃的独裁者,为了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竟然会做出那么绝灭人性的事来。六四大屠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社会主义”的旗号、“人民民主”的旗号都无法掩盖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一个真正专制主义的帝国政权,邓小平是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帝王。
   

共和主义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了清王朝的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以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个人崇拜”的破产,这些事件都表明,任何名义上的帝制和君主制在中国是无法行得通了。然而,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後,共和主义的原则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什么是共和主义的原则


   共和主义的原则是要废除任何形式的皇帝和国王,要使国家权力的更迭建立在人民选择的基础上。暴力应当让位于选票。如果说,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的话,那么,中国人民现在的任务是,要为重建共和而努力,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第二共和国”(後用“第三共和国”,见《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中国时报》1990年5月12日)。现在台湾各个政党和台湾人民正在全力推进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政党政治在台湾已经开始出现,这是整个中国“重建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没有老换“国名”和“国旗”


   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
   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後,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後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联邦中国必将出现


   为了结束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政治,今天,无论搜台湾,还是大陆,不仅要使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而且,要大力发展政党政治,使人民能够在相互竞争的政党或转载力量之间作出选择。今天,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大陆的专制统治适成对照,只有当大陆结束“一党专政”、重建共和的一天,台湾海峡两岸就可以真正连接起来,使整个中国和中国任何一部分的政权更迭,不再需要凭借战争或暴力,而依靠选举和投票。这样,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中国、一个真正共和制的、在不同部分实行不同制度的联邦制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写于1989年9月5日,巴黎)
   

中国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


    (刊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5月12日)
    严家祺

中国人心目中的祖国包括台湾海峡两岸


    今天的中国,存在一个最基本的政治事实搜,在台湾海峡两岸,并存着两个互不从属的政权,每一方都自称代表全中国。这两个政权,分别得到部分国家的承认。当然,在今天,承认“在北京的政权“的国家要比承认“在台北的政权”的国家要多,而且,在联合国中,北京方面保持着自己的席位。
    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所有中国人心目在的祖国。当一个人踏上异国国土後,时间愈久,他愈能了解“祖国”的含义。祖国,包含着自己的同胞、土地和无法与自己分割的文化。在海外的中国人深深感到,祖国土地上发生的任何践踏文明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难受,而几十年来祖国的分裂,则是他们内心深处痛苦的根源。几十年来,似乎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用某种方式来表示对海峡两岸某一政权的认同。由于受这种观念支配和影响,祖国的分裂使海外中国人蒙受着分裂的沉重痛苦,中国人的社会遭到分割,不团结、不合作,成了通病。
    在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时而分裂,时而统一,政府和皇位一样,都发生过一次又一次更迭。政权、政府并不是永恒的,而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却是永恒的。对中国人来说,祖国的任一部分走向民主、自由、繁荣,都使他高兴,使他感到自豪;而祖国任一部分走向专制、独裁、衰败,都使他悲哀,使他深感痛苦。中国人对台湾在近几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而对北京六四大屠杀,无不感到愤怒和悲痛,这都是基于对祖国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深厚感情。
    (图)1992年6月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严家祺:《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

国名与政府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自从1949年台湾海峡两岸同时存在两个政权以来,中国人慢慢习惯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把政权、政府和国家混同起来。本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政府、政府形式,都有权利来选择自己国家的名称。去年10月,匈牙利修改宪法,改变了自己的国名,接着,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也改变了自己的国名。国名与政府一样,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合法的国名、合法的政府建立在人民自愿选择和投票的基础上。

“第一”和“第二共和”的并存


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共和國,這就是1912年建立的“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立的“第二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不僅是時間上的先後關係,而且,在1949年後,第一和第二共和國在空間上同時並存,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民主政府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政府,是通过人民赞同的、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通过竞选而产生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专制政府是建立在刀枪之上的政府,是依靠镇压和屠杀来维持的政府,这样的政权、政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
    长期以来,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一个终身任职的个人手中,民主共和的原则并不存在。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分裂的中国的两部分,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权,都缺少民意基础。尼克松、基辛格为了借助中国大陆来抗衡苏联,他们访问了中国大陆,打开了中国大陆的大门,并促进中国大陆一步步走上了自由化道路。
    如果说,在七十年代,基辛格主义——不让中国大陆闭关自守,并用中国来抗衡苏联——曾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政权日益独裁的今天,基辛格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变质,成了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屠杀人民政权的“主义”。六四大屠杀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表现,使中国人和一切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万分失望。在今天,海峡两岸的情况,正发生着相反的变化,中华民国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就,都是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九十年代,当我们怀着建立联邦制的统一中国的目标来重新看待海峡两岸关系时,我认为,应当彻底抛弃过时的对“中华民国”的“不承认主义”。国际社会应当重新看待今日之中国,应当给予台湾海峡两岸同等的关注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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