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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突变』和『创造史观』

“心因突变”和“ 创造史观”


严家祺


卡莱尔的“英雄史观”


    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写了一本《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书,广为人知。他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世界史就是伟人传”。他崇拜英雄,“英雄崇拜在人类中现在存在,曾经存在,也永远存在。”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并把英雄分为六類,「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英雄」如奥丁,「先知英雄」如穆罕默德,「詩人英雄」如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如马丁·路德、諾克斯,「文人英雄」如約翰生、盧梭、彭斯。他說:「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很多人知道但丁、穆罕默德、莎士比亞、马丁•路德、拿破崙,但不会想到卡莱尔把彭斯也当作为“英雄”。彭斯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彭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英国人。”卡莱尔谈到彭斯表现于谈话中的才智时说,“高声欢乐的洪流,轻柔感情的低泣,言简意赅的强调,清晰透彻的洞察,他无一不备。”

    看起来,卡莱尔的“历史”,也包括“文学史”,说彭斯“创造了英国文学史”,肯定是成立的。
   
   
    (图1) 卡莱尔和他的著作
   
    “英雄史观”由来已久,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 46—120)在《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展示了历史人物个人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的《史记》,也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观,弥漫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摈弃“神学史观”,许多历史著作中,表现了“英雄史观”的倾向。

“唯物史观”与“英雄史观”对立


    马克思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大思想家。他为了与有悠久传统的“英雄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一就是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是一个企图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二十世纪苏联东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表明,马克思“个人”是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中国。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少数人“创造”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二十世纪“两大阵营”的对立,发端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时代,欧美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把这种“对立”神圣化,美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当马克思的后代信徒们大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事“创造历史”——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活动,正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希望“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去做的活动。当列宁批判考茨基、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时候,正是“马克思”这一“种子”保持它的“基因不变性”的努力。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许多多人以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既纯真又高尚,不过是“创造历史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苏联,在中国都不再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的时候,“马克思”这粒“种子”就开始被历史抛弃了。
   
    (图2)马克思是二十世纪苏联中国历史的间接“创造者”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且证明了“一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然而, 二十世纪的历史同样证明,个人——“天才”、英雄或枭雄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的事业是一种“破坏、颠覆资本主义”的活动,这里谈“创造历史”,是在“创造”一词的“广义”上说的,毁灭、改革、革命、战争都是对“历史的广义创造”。
    比马克思稍晚的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战争与和平》中,也表述了与“英雄史观”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件事发生,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任一事件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历史。而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他在谈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那场战争时说,“成千上万适应或符合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凑合起来,联系起来,就发生了那件事,发生了那种运动,发生了那场战争。” 在托尔斯泰看来,国王仍然是历史的奴隶,他的命令并不一定必然地达到他的目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不同于托尔斯泰,他的“唯物史观”是为了说明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坚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没有否定杰出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但他的中国后代信徒深受毛泽东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束缚,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面对社会变革的需要,不思变革,他们真诚地相信,个人没有能力去创造历史。这种“简化的唯物史观”成了维护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论”。在这种“简化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在强人邓小平后,性格懦弱的人反而登上了高位,面对变革的需要,忧心重重,无所作为。他们不是当代改变世界的英雄,而成了“回首往事碌碌无为的庸人”。

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


    广义的历史,有地球史、生物史、科学史、艺术史、经济史、家族史、电脑发展史,海盗史、个人史、一个甲虫在树林中的生活史等等。这里讲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世界史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在这一狭义的历史里,金字塔、迦太基、巴比伦、亚述、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国的春秋战国、万里长城、匈奴人西侵、基督教、加洛林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美洲的印加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教改革、俄土战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俄国的扩张、荷兰、英国的海洋霸权、殖民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世界大战、中苏分裂、苏联的解体、九一一事件······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一些“名门望族”有详细的“家族史”,是这一家族集体的共同记忆,不是人类的共同记忆。我在这里讨论“唯物史观”、“英雄史观”和“创造史观”时,是针对“人类共同记忆”的历史,不是针对“家族史”、“服饰史”、“书法史” 而说的。
    历史事件是形形色色的。举例说,有历史大转折事件,有新制度确立事件,有大工程建设事件。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大迁移、战争和革命、哥伦布发现美洲、柏林墙的倒塌都是“历史大转折事件”。历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国家的民主化、联合国的诞生、欧元的建立是“新制度确立事件”
   。从古代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火星登陆都是“大工程建设事件”。

创造史观——思想种子论


    除了大地震、流行病等引发的历史事件外,一般历史事件都是人参与的结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无意”中创造的。苏联解体过程中,虽然有叶利钦等人的“有意”作用,但总的说来,是一个“自然过程”。历史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的“合力”,如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那就是“无意中”创造了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无意中“创造历史”的现象不可胜数。公元四世纪匈奴人的向欧洲的大迁移,导致了一百年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七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一四九八年五月,到达印度,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些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贸易路线为全程水路取代,欧洲与美洲之间的交易不断发达。这些变化,产生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就是有二千年历史的地中海文明的衰落和大西洋文明的兴起。
    在这之前,中国明朝太监郑和曾率领比哥伦布大得多的船队到达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除了显示明王朝的强大和“盛世”外,没有造成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在西欧国家大规模发展海洋贸易时,中国的明王朝在郑和七下西洋後却实行“海禁”,闭关自守成了中国的国策。
    匈奴人西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创造了历史”,但他们都是在“无意”中“创造”的。个人的有意努力,就能创造历史,使原来不会发生的事发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个人发起的。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
    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
    基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物种相应;同样,心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的乐曲、设计、技术、与特定“人造物”或特定“历史事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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