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两文:解读2015年中国人权严重倒退和习近平的集权给我留下的反思 /吕千荣的博客

   美国之音中文网
   年终报道:2015中国人权严重倒退的一年
   叶凡, 任禺阳
   2015.12.04 06:41

   华盛顿—
   2015年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纪录。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卡托研究所全球自由繁荣中心主任伊恩•瓦斯奎兹说：“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他说：“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它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和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她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她说：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该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

   中共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 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

   中国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陈光诚说：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和劫访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浦志强。

   克鲁兹说：“中国司法官员说浦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共九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

   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

   原文链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year-ender-human-rights-20151203/3086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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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梦熊：习近平为何要集权于一身？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04日转载)

    “集权揽权”是海内外部分不明真相、思维简单，只凭直觉、只看表面的人对习近平最主要的指摘之一。其根据是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3项领导职务之外，还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多个委、组第一把手之职，头戴10余顶“王冠”之多，是1949年中共主政以来包括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所有名义上或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从未有过的现象。就凭这一点，习近平不是“集权揽权”吗？不是有违“集体领导”原则吗？不是有违民主政治趋势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看问题一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结合当时当地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观察问题；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三是要明白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不能从单一角度下结论。有此前提，大家对习近平的所谓“集权”、“揽权”才能客观的分析，全面的考量，从大格局、大智慧出发，不再盲目贬损，而是透彻理解、科学评价！


    反贪斗争非集权不可

    我的理解是：

    第一，由于党政腐败积重难返，既得利益格局盘根错节，“反反贪”、“反改革”势力庞大，要将反贪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根绝吏治腐败，要坚持深化改革救党救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习近平非集权不可，否则前功尽弃！

   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很大，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单一国有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中国已从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衡并未在制度建设上得到根本解决，权力并未关进制度笼子里。因而，“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法则发酵30多年，形成党政腐败范围之广、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关系之深，触目惊心！人民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所产生的信心、信任、信仰危机日益严重，“亡党亡国”危险决非危言耸听！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弊案，说明贪腐已侵蚀到党政军最高层，加上他们的提拔者、栽培者、总后台，可谓名副其实的“窃国大盗”！而这帮人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能量，已形成严密关系网，源远流长，足以颠覆党和国家命运！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博弈，习近平要救国救党，在权力的掌握方面必须具有足够控制性、高度凌驾性、广泛覆盖性，才能镇得住局面，才能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占到上风。为了救国救党，在尚未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局限下，对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历史沉积物，必须有“绝对的权力”才能清除！在权力力量对比的天秤，习近平是一克砝码都不能少！如果现在拘泥于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领导一般形式“民主”，在“无官不贪”状况下，党政官员“多数”的“官意”、“集体”的“意志”岂会容许习近平将反贪反腐进行到底？习近平集权，应该是出于救国救党的使命感，并非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不是目的，仅属手段，有其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必要性！

    “保存自己” 改革不致半途而废

    第二，以史为鉴，在深化改革的历史关键时刻，改革领导者必须集权，才能“保存自己”，保障改革不致半途而废。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清末的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改革开放时期的胡耀邦、赵紫阳等著名改革家，都是由于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最大权力，面对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拚死反扑，到头来自身难保，改革难续，这是血的教训！

    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有2000多年封建传统，家长制、排资论辈、宗族观念、人身依附关系、朋党、官官相护等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根深柢固。由于这些封建基因作怪，“老人政治”在中共党内仍有市场。应当承认，“后30年”中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名义上党的第一把手下台，是非经正常程序的，某种意义上是“老人政治”运作的结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原则今时今日在党政系统仍未完全落实，所以仍要呼吁“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尤其不能忽视的严酷现实是，江泽民主政的13年，中共的宣传口径是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胡锦涛主政的10年则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习近平主政以来3年，仍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因此，外界一直存在疑团：江泽民是否享有“核心”的“终身地位”？众所周知，当今党政腐败几乎“无官不贪”，主要是江泽民主政时“党不管党”、用人唯亲、“闷声大发财”甚至“腐败治党”令党风政风急剧恶质化的。石油界、电力界、金融界、电讯界、地产界、军界等等既得利益集团也主要是江泽民时代形成的。胡锦涛时代，由于江泽民“垂帘听政”，胡成了公认的“虚君”、“小媳妇”，束缚手脚，无所作为，党政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可谓问题成山，积重难返。面对十八大习近平主政后的反贪铁腕政策，各贪腐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逃避被清算、被惩处的命运，保着其权、钱、命乃至历史定位，甚有可能结集在“核心”周围或打起“核心”招牌，以“老人生活会”等形式，透过非组织活动，借口“保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搞“宫廷政变”，将习近平、王岐山等党内救党救国力量、改革力量打下去，让反贪反腐半途而废，只要保住既得利益格局，保住既得利益集团寻租机会，“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惜酿成亡党亡国巨祸。毫无疑问，为了防止“宫廷政变”，防止党内权力斗争不按常理出牌，为了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亦非要集权不可！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胡、赵翻版甚至“商鞅第二”！

    避免“苏东波”瓦解变天覆辙

    第三，苏联瓦解的教训。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瓦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挫折。从远因来说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是专制腐败、制度僵化、思想变质、失去民心。而直接原因，则是1991年的“8．19政变”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权旁落”，被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掌握实权，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遭叶利钦当众羞辱，结果是“改革新思维”成了“纸上谈兵”，戈尔巴乔夫则被叶利钦扫地出门，成为历史过客，列宁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一朝倾覆。故此，鉴于苏联瓦解的历史教训，当中国进入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的关键时刻，习近平非集权不可，否则反贪反腐、深化改革就会被既得利益势力“反攻倒算”，“中国梦”成为黄粱一梦，国家有可能四分五裂，台独、疆独、藏独烽烟四起，像伊拉克、叙利亚般“乱过七国”。正因如此，习近平的集权乃是出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体现，目的是令中国避免“苏东波”瓦解变天的覆辙，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序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常言：“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而爱，就要由理解开始！领袖要理解人民，人民亦要理解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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