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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安德森: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作者:李祖喬

   

原題:《 悼:Benedict Anderson未完成的著作: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

   


    2015年12月20日
   
   【香港明報】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了。不少愛好人文社科知識的朋友,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想像的共同體》(1983),也可能聽過這類說法:「民族」並非從祖先承傳到今天的文化傳統,而是在近幾百年才慢慢由諸多因素組成的友愛關係,是現代的文化產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自古屬於某某民族」的政治宣傳,此書居功不少。
   
   可是,最精彩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論證過程。大二時初讀此書,只有驚歎。我實在不想以拙劣的文字簡介此書,貶低作品的澎湃能量(就像我們都不希望好電影被劇透)。沒空讀書的朋友,可以先上網找找吳叡人教授的〈認同的重量〉。那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導讀文章。而我始終認為,安氏有點像一位藝術家,我們不用單單聚焦於某件作品和概念,而是可以去認識他的創作歷程。
   
    悼安德森: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東南亞知識分子

   
   安氏去世,歐美及華文媒體往往強調他是民族主義理論家。其實,視他為東南亞知識分子也同樣準確。安氏生於中國昆明、於英美受教育、拿愛爾蘭護照,但他研究、長期活動的地區始終是東南亞。有印尼學者說,安氏可以用爪哇語說笑話和思考,比印尼人更像印尼人。1972年,他因為一份著名的研究,分析了印尼大屠殺而被政府禁止入境。於是他轉而學習泰語。在泰國,安氏同樣認真看待文學和政治。他出版過有關泰國短篇故事的研究。也有泰國學者說,他談及1970年代泰國政變的論文,至今仍然是不能繞過的經典。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東帝汶(當時被印尼佔領)的情况作證,他開始接觸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又促使安氏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深入研究菲國。1999年,安德森重回印尼。記者Scott Sherman如此形容他的回歸:「在雅加達一家酒店,62歲的安德森穿著淺色襯衫和休閒褲。300人——有印尼將軍、資深記者、老教授、學生和好奇的路人——包圍着他,緊張又耐心地聆聽。安德森用流利的印尼語,抨擊政府不敢正視當年的大屠殺。」
   
   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我只想指出一點:安德森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寫出了被不斷引用、impact factor爆燈的民族主義理論;而是他在東南亞這個空間裏細心觀察事件、認真學習地方語言、連結人群、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以生產知識作為介入社會的方法,把地方經驗概念化成可轉移啟發其他文化圈的「普世」理論。每項行動環環相扣、互相啟發。
   
   《想像的共同體》是明顯的例子:他寫書的出發點不是「好,我現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他首先觀察到70年代末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都屬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爭,深深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無法領略民族情感。而假使他沒有讀過菲國國父Jose 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又大概無法建立「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身處同一民族時間」的著名觀點。所以,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安氏為「印尼學家」(Indonesianist),而泰國《曼谷郵報》稱他做「亞洲學者」(Asian scholar)。安德森的書既是抽象的理論,卻也難以跟他在東南亞的活動切割。他曾說:「把現象理論化,好比觀察水滴。你首先只會看到水,但當你拿起顯微鏡,現象已完全不同。理論是理解長期現象的框架,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的真實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論。」
   

最後的概念:基層的世界主義

   
   安德森最後所觀察的「水滴」是什麼?印度史學家Ramachandra Guha在《加爾各答電訊報》的悼文說,安氏有兩項未完成的研究:一,研究大英帝國如何把酋長國轉化成保護國、王國、及民族國家;二,研究一位活躍於20世紀初中期的作家Kwee Thiam Tjing。
   
   在幾個訪問裏,安氏都說Kwee是他在現代東南亞中最崇敬的人之一。1963年,他在雅加達的二手書店找到Kwee的書。Kwee混合多種語言寫作:印尼語、荷蘭語、爪哇語、英語、福建話。他的政治立場屬於邊緣:以左翼姿態支持印尼獨立,卻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批判荷蘭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又廣交來自帝國的朋友──包括一位在戰時駐守印尼、經常探望他母親(借此懷念自己的日本母親)的日本中尉。反帝的Kwee也支持中國,卻又討厭蔣介石、鄙視印尼華人貪婪、虛偽又膽小懦弱。而且,他也為自己不懂中文而自豪,甚至一生也沒離開過印尼。
   
   安氏認為Kwee是位有趣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追求獨立、從沒出國,卻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Kwee總是說,外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尼人必須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不要讓外地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這不意味全盤接受外來事物,也不意味膽怯和懦弱。在幾個訪問裏,安氏反覆說這叫「基層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這種毋須移動、扎根地方的世界主義,跟去旅行玩樂是兩碼子事。2014年,安德森接受專訪時說:
   
   「在大眾層面,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大同』和旅遊差不多,一兩周的時間就可以從紐約飛到巴黎再到東京玩一圈。實際上,『世界大同』意味着在絲毫不放棄民族主義情結的情况下,對其他民族的人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Kwee除了晚年為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女兒和女婿做保母之外,一生從未離開過印尼。他也從未去過中國,不過他從那些或善或惡的外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英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亞人——那兒受益匪淺。他閱讀極為廣泛,而且是個極左派的印尼民族主義倡導者,曾因言獲罪而被囚三個月。」
   
   在香港看到安氏的「基層世界主義」,甚有啟發。近年,不少討論都受困於這種對立:在地的「共同體情感」很快被視為非理性的「排外情緒」;稍為「包容」和猶豫的態度又立刻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離地」。要克服這對立,Kwee似乎是很有趣的案例——居於本土,追求社群自決命運,同時又可以帶着社群情結、不卑不亢地尊重、包容和虛心學習周邊文化的優點。明年7月,安氏的自傳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將會出版。我們會得到更多線索。
(2015/1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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