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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类-弋夫(一)

非 类
   弋夫 着
    
     谨献给我的朋友、妻子和情人们。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
     “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歧路
     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列子.说符》注
   
   
   
   
   《非类》介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陆出现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揭露了文革时期许多人遭受的苦难,而对于文革之前特别是反右之前大陆人民遭受的苦难,则有些忌讳;另外,“伤痕文学”描述苦难,但对于造成苦难的根源,缺乏进一步的思考。二○○五年,生活在香港的弋夫先生,发表了小说《非类》,对以上两方面的不足,作出一些填补。
   
     《非类》在香港发表以后,有人拿去大陆中央电视台网、凯迪网、子规网、红网、华声在线、中国思维、雅虎、搜狐、、、、、、等二十几个网站发表,短短几个月时间,已经有十几万个点击。《非类》勾起了许多同一命运者的回忆,有的人眼泪读完了小说,并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跟帖。
   
     《非类》是自传性小说,以作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经历,描写了么哥及其朋友、同学、情人、老师在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沦为“贱民”的生活,他们中有的人已被中共的极左路线吞噬。
   
     《非类》的主人公么哥生长在一个国军退役将军的家庭,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后沦入苦难。么哥小时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中共的“家庭成份”歧视中成长,但在许多优秀老师的启蒙和教导下,他对学校生活充满了兴趣,对各科目都喜欢探根究底。他学习文学、历史、音乐、美术,很有独特的心得;学习物理、化学,能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成绩虽非出类拔萃,但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在中共的“唯成份论”下,么哥高中毕业后就被撵出了校门。走出校门后,只能当码头苦力。靠着无师自通的电工技术,才当上了一家小工厂的电工。由于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逃亡,但回家后还是被捉去批斗和殴打。他的爱情生活也充满坎坷。他的恋人,有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死于非命,有的因不符合“红色封建门第观念”而被迫分手。
   
     在险恶的环境中,么哥并没有沉沦。他好读书,不懈地观察事物,成长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解剖社会头头是道的青年。
   
     由于乃父还有“统战”价值,么哥的命运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血泪斑斑的地主、“反革命”及其子女!
   
     么哥的初中同学龙俞升是个地主的儿子。一九五○年,父母在土地改革中被斗死。龙俞升和弟弟逃到巴城行乞,弟弟在流浪中死去,龙俞升被收容进童教院。他隐瞒自己的身世,编了一个由贵州逃荒到巴城、半路上父母双亡的故事。由于出身贫农又品学兼优,龙俞升考上了中学,加入了共青团,并当上班级学习委员。在一次下乡劳动中,龙俞升碰到了舅舅,被同学揭发后学校组织调查,结果“隐瞒家庭出身”被戳穿,被开除团籍和学籍,再送去童教院。
   
     龙家其实是靠勤劳和节俭发家的。《非类》对此有描述:自俞升曾祖父从江西逃荒来到此间,由长工做起,经过三代人的辛勤耕作,加上死命地节俭,宁愿吞糠咽菜,也要一粒米、一个铜钱地攒,慢慢买田置地,终于变成了地主、、、、、、可这田这地,哪一捧泥巴哪一根苗不是龙家人的心头肉?
   
     么哥的工友和恋人乔班长出生于陕西的地主家庭,在家中叫豆娘,在土改运动中,奶奶和打日本打断了腿的大哥被枪毙,母亲自杀。在舅舅的帮助下,六七岁的豆娘逃到巴城,隐瞒家庭出身,进了工厂,并加入共产党,当上厂党支部委员。豆娘的丈夫是个愚眛的极左分子,由于朝夕相处,他对自己妻子的身世有所怀疑,因而居然逼她坦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面对这样的丈夫,真是生不如死。豆娘后来失踪了。
   
     地主其实是中国农村的一股稳定力量。豆娘就说过:“我们家修桥补路办学校哪一样少了?”
   
     田慧芬是么哥的中学同学。其父亲是店员,本来属于“红五类”。么哥落取时田考上了大学,她冲破“阶级”偏见和文化差别,以大学生的身份爱上了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文化程度只有高中毕业的电工么哥。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恋爱时光。但祸从天降,田父莫须有地成了“逃亡地主”,差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田慧芬被勒令退学,随父遣送原籍农村。在文化大革命中,两父女在批斗会上被贫下中农用扁担、锄头活活打死。
   
     田慧芬在预感到将被遣送时,向么哥提出结婚。作为么哥的妻子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巴城,但么哥一来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二来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的能力,不愿意那么早结婚,结果铸成大错,痛心疾首,抱憾终身!
   
     么哥小学的算术老师齐先生,在上课时被其家乡农协会的农民捉去殴打,最后被押回原籍;么哥所住的周家大院的业主周姨太也被当作地主批斗,周家大院被中共没收。
   
     作者感叹道:自地主阶级被打倒后,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子女也沦为新中国最下贱、最悲惨、最无人同情、无人敢接近的一类,他们星散在浩渺无垠的乡下苦苦挣扎,逆来顺受,有谁在乎他们受尽了歧视、凌辱,有谁听得见他们的哭泣、哀号?遑论“有教无类”!遇见甚么政治运动,更是风雨飘摇、命悬一线,只有朝天打卦了。
   
     这是啥世道?地主、地主,地主就该死,地主本是生存竞争的产物,你说他反动就反动,你说是三座大山便是三座大山,要他死就死,从土地革命开始,被打死、活埋、枪毙的地主百万计都不止,还莫说子女,弄到今天还不歇气,还要整,唉,脚底下这块黄土地染满了地主的鲜血、、、、、、
   
     《非类》作者以以上事例冲击中共的“土改禁区”。
   
     中共以“打土豪、分土地”为诱饵,欺骗农民,强行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自己当上地主,以交公粮的名义让农民向自己交租,获得了打内战的资源。农民根本没有得到土地。土改促进中共获得政权,但没促进社会进步,也为中共的统治留下后遗症。
   
     土改需要不需要剥夺地主的财产?需要不需要杀那么多地主?甚至罪及后代?历史已经以台湾的土改宣告了中共土改的失败和血腥残酷。
   
     一九五八年,台湾进行土改。国民政府向台湾的地主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又让地主把卖土地的钱投资于工商业,为台湾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台湾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土改运动功不可没。
   
     在台湾的和平的、成功的土改面前,中共对自己的土改还能有什么辩词?中共如果真的遵循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一定要否定土改,为地主平反。
   
     中共建政之后,立刻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几百万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基层官员。《非类》对此有所描绘:哨声响起,解放军对着囚犯的后脑勺子开枪,一长列跪在地上的囚犯纷纷仆倒,脑浆飞溅,腥味四散,令人五内翻腾。
   
     中共的“镇反”带有复仇主义和杀人立威的性质,因而造成了滥杀无辜的后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右派份子就此质问中共,毛泽东以秦始皇作比较,居然说杀得还少。遗憾的是,虽然现在的中共已比反右时期开明得多,但大陆舆论界对此反而噤若寒蝉。
   
     其实,所谓“反革命份子”中有许多是抗日志士,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和日寇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的鲜血浇灌了抗日战争胜利之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在《非类》中,么哥的朋友廷柱的父辈投身抗战,屡立战功。二伯父在台儿庄战役中,扼守砀山狙击日寇,厮杀十几天弹尽粮绝,最后与二千馀国军官兵战死沙场;三伯父转战两湖参加十几次战斗,一直打到芷江战役,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中腹部,肠子漏了出来;大伯父身中十一枪伤,终身残废,可谓满门忠烈。但大伯父和父亲在镇反中被杀,三伯父成了“战犯”。
   
     么哥的另一个朋友穆松松的父亲是军统专员,抗战时冒着生命危险活动于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把日本女特务杀死。穆父在镇反中也被杀。
   
     据笔者所知,为了“统一祖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已对许多有影响的国民党去台或去海外人员,以及回国回乡投资的大商家在“镇反”中被杀的亲属平反。实事求是地对待以上的被冤杀者,这当然好,但还不够,难道其它被冤杀者只是因为他们的亲属不是有影响者或不是大商家,就活该继续含冤九泉?
   
     《非类》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解剖社会,揭露社会核心的弊病。书中许多么哥及其将军父亲的议论很精彩,发人深省。么哥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性质时说:你还记得历史书上讲欧洲中世纪黑暗不?哼,杀死他!烧死他!异教徒!撒旦!魔鬼!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杀人场上疯狂的修士、民众喊得多么响亮、多么虔诚,和今天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高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撗扫一切牛鬼蛇神!去杀死地富反坏右有啥子不同?
   
     莫以为他们搞的是唯物主义就不是宗教,任何一种思想被夸大便出现宗教倾向。
   
     么哥结合历史和哲学解剖文革社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革命的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这种独特、理性、冷静、富有学术意味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启示作用。令人对如何避免文革产生一番思索。
   
     作者也通过李将军之口对土改作了很精辟的分析:
   
     地主是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起长出来的,滴滴汗水、锱铢微利,合乎天理、顺乎人情,何罪之有!以后你们好好看看,只是谁也没有共产党做得狠、做得绝就是罗,若是战场杀戮便无话可说,现在天下甫定,还去杀手无寸铁的地主却是亘古未有的、、、、、、
   
     单靠算尽剥削帐、收拾地主、杀地主、分田地给农民,国家便富强了?没那么简单,日子长哪,慢慢看吧。
   
     李将军不幸言中了!现在,“三农”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中共头上,中共深受其扰,束手无策。这说明,当年的土改遗祸无穷!而台湾,就没有这个问题。
   
     《非类》中还有许多么哥及其同伴对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生物的思考,涉猎非常广,也很精湛,令人回味无穷。这反胦了文革青年一代的面貌。在文革中,面对那么多荒谬、荒诞、荒唐,促使许多不愿作思想奴隶的青年去问一个为什么。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可以说:国家不幸思想者幸,文革给了人们苦难,也等于给了供思想者思索的财富。《非类》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么哥这个文革思考一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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