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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写给我的律师同行们和反共战友们

大丈夫斗智不斗力
   --写给我的律师同行们和反共战友们
   
   金光鸿律师
   

   大陆不断的有律师朋友及政治异议人士被打、被逮捕的消息,据刚刚传来的消息,包括李和平在内的十多名人权律师又被中共集中大扫荡了,在我看来,没什么可特别担忧的,无非是中共的末日疯狂罢了。
   
   这种事,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时常有,最惨的是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稍微有点头脸的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都受到中共警方不同程度的酷刑。
   
   来美国后,随着觉醒的民众日众,加入反共行列的人及站出来的律师在不断增加,同时,律师和民众被迫害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就律师界而言,最严重的是二零一四年三月,唐吉田,江天勇等多名律师在黑龙江办案时遭遇警察殴打逮捕致肋骨断裂。
   
   最近的是六月十八日王全璋律师在山东聊城办案时,被法警殴打了十来分钟;女律师王宇也在办案过程中也是经常被中共警察施暴。
   
   同时,为信仰抗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停止,据明慧网公布的消息,仅二零一四年遭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6400名之多,其中被迫害致死的就有91人,二零一五年截止目前好像也是近3000人之多了。
   
   ……
   
   看到在一线的战友,同事和朋友的损失,我不禁忧心忡忡,同时,我也在想,除了中共的邪恶之外,有没有我们自身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的损失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反抗策略上多动点脑筋呢?
   
   很早的时候,我就写过类似的文章,现在相关的文章仍然在我的博讯博客之“告别中共再造共和”栏目里。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只重视了跟邪共斗力,斗狠,斗气,而忽略了斗智,或者说不懂得斗智。
   
   其实,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一直想写但又不敢写这个话题。
   
   因为,勇士是无论如何不能受责备的,何况,在中共邪恶的气焰如此猖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不畏生死的勇士们挺身而出,为自由和权利而抗争,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动笔写成专门文章,只是发个几个零星的帖子。
   
   目前看来,邪恶的气焰从总体上是被打下去了,已经是现垂死挣扎之象了,面对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众街头抗争,以及军人武装起义,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话题了,以供朋友们借鉴参考。
   
   先来读一段史记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以上出自《史记 卷七 项羽本纪》,说的是楚汉相争的事,当时大概双方已经打了很久的仗了,所谓“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司马迁寥寥数语,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就派人找到刘邦,说,天下的人苦战好几年了,不能再这样了,不如我们两人单挑,单打独斗,谁赢谁得天下,不要再苦老百姓了。
   
   对此,刘邦笑着回答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大丈夫斗智不斗力”的出处。
   
   斗智,其实就是斗智谋,斗计谋的意思。
   
   中华上下五千年,关于如何斗计谋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故事很多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如,庞涓和孙膑的故事,姜子牙的故事,诸葛亮的故事,刘伯温的故事,现代人有中国什么十大军师之说,照我看,岂止十大,多少大都有。
   
   军师,通俗讲,就是帮着出谋划策的人,古代一直是指军中的高级参谋或者智囊之类的人,现在虽然中国传统失落了,但用这个词来指称帮人出谋划策的人还是很普遍,比如,有人就说曾庆红是匪首江大蛤蟆的军师,不过,是狗头军师,狗头军师是中国人对军师的贬称。
   
   我们看中国古典小说,经常会读到,敌对双方都有军师帮忙出谋划策,其实就是斗智了,常常是计高一筹者胜出,没有说单纯斗军事实力的。
   
   说到斗智,兵书上自古就有“将在谋不在勇”的说法,又说“上兵伐谋”,在我看来,也是这样,勇,把心一横,不难做到,可是,智,却不容易获得。
   
   大家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军师都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姜子牙也好,张良也好,诸葛亮也好,刘伯温也好,都是修道之人,修道之人谈什么?谈修为,谈境界,谈智慧。
   
   修为好的,境界高的,智慧自然就高,遇事自然计高一筹。
   
   修为、境界、智慧怎么得来?一要遇明师;二要多读书,多增长见识和人生阅历,所谓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三,还要自己悟性好。
   
   明师难遇,悟性也有上、中、下之分,上资得正果,中资得人间富贵,如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下资,就是我等庸碌众生了。
   
   明师固然难遇,悟性高低自己说了也不算,但无论如何,愚以为,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起码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自己掌握的,那就是,读书和增长人生阅历,也许这是我们唯一自己可以说了算的,最起码,有个努力的方向吧,我想。
   
   回到本题,就说我们民众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抗争也好,反共也好,律师维权也好,还是要在战略上、策略上多动点脑筋,匹夫之勇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被人所诟病的,因此也是不足效法的。
   
   律师,智者的行业,尤其需要斗智,我甚至可以说,律师职业的核心就是智慧的较量。
   
   我曾经在我的《律师的品格修养》一文中,将律师的智慧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处世智慧;二、智商要高,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三、实践智慧。
   
   前两者不难理解,关于第三点,实践智慧,我写道:
   
   “同样是以法律为业,律师与大学法学教授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种区别就表现在律师在进退和取舍方面,在作出决策判断方面的能力远远胜出大学教授,我们把这种进退取舍、决策判断的能力称之为律师的实践智慧。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再加上敏锐的洞察力、清晰的思维、良好的判断能力、良好的抉择能力、良好的平衡能力、机智和快速应变能力及对法官的理解力,就构成了律师的实践智慧的内涵。一个优秀的律师,除了应该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外,他还必须有良好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应该是一个谋略家、战略家,懂得何时进,何时退,以便为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作出决策判断。
   
   律师的实践智慧是学校任何教科书上都学不到的,它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和大量的司法实践活动的历练才能获得的,而且律师与律师之间,其实践智慧的高低也呈现出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也正是这种实践智慧的个体差异性才造成了大律师和小律师之间的分野,这也正是律师这门职业的吸引力和挑战性之所在。”
   
   其实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来说说我自己在执业过程中是如何做的,写出来供同行和朋友们借鉴。
   
   第一件:
   
   二零零九年九月下旬,我在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执业,有一天,杨斌主任跟我说司法局要找我谈谈,要我某日某时几点和他一起到司法局去。
   
   我当时也没多想,因为自从接手了法轮功案子,这种事经常有,有面对面的,有电话聆训的。
   
   一到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冯兴泉将我和杨主任带到一间办公室,将我介绍给两位穿便衣的年轻人,说,这两位安全部门的同志要找你谈一下。
   
   事出突然,我有点紧张,但还是很友好的跟他们握了手,其中一位年轻人见了我之后,很诧异地说了半句话,我还以为……,虽然只有半句,但他的意思我听出来了,我想,大概是我的学者风度使他无论如何也把我跟造反、跟革命挂不上勾,所以,见了我感到很诧异。
   
   然后,他们就开始调查我,问我跟谁谁怎么认识的,都干了些什么事。
   
   我就用我在八九六四后对付中共在武汉大学的政治审查的办法:尽量不扯别人的事,实在回避不了了,就说是在工作场合认识的,除了办案,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任何私交和私下来往等等。
   
   最后,他们透露了来意,说他们是为是大纪元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京律师:中共气数已尽,面临执政最大危机》来的,问记者怎么找到我的,跟记者认识不认识,我说我的电话在网上有公布的,谈到报道内容,我就说我没想造中共的反,我是做律师工作的,是来做建设工作的,不是做破坏工作的,将来说不定再出个赵紫阳搞改革,我就有用武之地了等等,然后,他们就拿出那篇报道来,让我把哪些话是我说的话,划下来,我当然不会陷自己于不利了,在法治国家,也没有自证其罪这一说,做律师,这一点是常识了。
   
   整个过程,我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尽量保持友好,低调,并且避实就虚……
   
   离开前,一个年轻人跟我说,这事别到外面跟人说,另一个则说,这事没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不置可否,也不接他们的话,只是跟他们友好地握手道别。
   
   第二件
   
   2011年10月,我去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代理法轮功学员梁作荣被非法拘禁一案。
   
   为了会见权,跟国保大队长陈国东交流了近两个多小时,之前,张传利律师也没会见到本案的他的当事人。
   
   陈国东,至少一米八,看起来很精干的一个小伙子,我对他第一印象很不错,他也跟我说,他对我第一印象也很不错,记得那次,我戴一顶圆礼帽,他见我说了一句,上海滩,许文强。近两个多小时,我们交流得很愉快,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膝盖碰膝盖的,那真的是“促膝谈心”,谈到兴起时,我还会拍他肩背一下……
   
   完了,他答应考虑我的请求,可是第二天,我见到他,他就翻脸了,说我涉嫌在他的办公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要对我进行24小时传讯,虽然我看出来他有点心虚,但我也有点紧张,我在心中求了一下神佛,然后就想,要趁现在他还没拿我的手机,还没有想将我完全控制住的意思,我要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于是,我拔通了张传利律师的电话,说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张律师说,坚决不配合。
   
   于是接下来,我就坚决不配合他的提问,人在紧张的时候,是最需要别人提醒的。
   
   冷静下来后,我想办法拔通了北京市司法局跟我比较熟的姓陈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每次司法局找我的谈话的时候,我都是彬彬有礼的,很少跟他们顶撞,就是理性地、友好地跟他们交流,而且,几乎我在整个律师生涯中,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从来都是很尊重他们的,很友好地、理性地跟他们打交道,很少有跟他们顶撞或者要干架的时候。所以,有时,我会请司法局官员帮我协调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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