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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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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的功能说开去--兼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法律的功能说开去
   --兼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金光鸿律师
   

    据2013年7月31日《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名23岁华裔学生去年被美国缉毒署拘禁后遭遗忘,在狱中被关押5天没吃没喝,靠喝尿液维生。其律师7月30日表示,已经与缉毒署已达成和解,将获赔410万美金。
    丹尼尔的律师称,政府已经表明责任,并且向丹尼尔道歉,还将改变缉毒署临时监狱的安全监察政策。她说“发生在丹尼尔身上的悲剧不应在地球上任何其他人身上发生。
    (消息来源http://unitedtimes.com.au/html/2013/OZnews_0803/5409.html)
   
    两名华裔移民女子13年前申请政治庇护时,遭受移民官索取金钱及性贿赂,导致她们精神、心理受重创。两华女5日赢得诉讼,获得120万元赔偿。
    联邦法院法官Consuelo B. Marshall5日裁定,美国政府因前政治庇护移民官Thomas A. Powell Jr.对两名中国大陆女性卢雪(译音,Xue Lu)和郝洁(音译,Jie Hao)的所为,给她们造成了精神伤害,要求判给两名受害人共120万元赔偿。
      Powell2004年因为受贿和从难民那里索取金钱及性贿赂,被判刑三年零九个月。入狱后不久,死在狱中。
    (消息来源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07/2567093.html)
   
    最近看到这两则报道,感触良多,不揣浅陋,特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来美国以后,耳闻目睹的都是美国人、美国社会如何友爱和互助(仁)、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如何在国际上讲道义,讲原则(义),美国人如何礼让、人与人交往如何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礼)、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如何在处理国事、家事和天下事方面理智,听取专家的意见,很少冲动和鲁莽行事(智),美国社会如何是一个信用社会(信),政府如何为公,官员如何廉洁……中国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和大同社会以及我本人向往的这样一个儒家文明和社会居然在美国,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因为美国人是一个信神的民族,并且按照神的教义为人处世,然后神就赐福给美国人民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在与美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信神的,在美国,我遇到过三种人:一种是信神的,一种是不信神的,还有一种人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也就是说既不否认神的存在,也不相信神的存在,英文叫什么,我忘了,我那个校友的老公说自己就是这种人,为此,我专门向一个叫Ryan的美国律师朋友求证了一下,他告诉我,在美国,信神的和不信神的,是一半对一半,各50%吧!
   
    然后这个问题我就暂时悬置起来了!
   
    还有关于美国社会如何是信用社会,人如何讲信用,到底是因为信神的缘故呢,还是文化传统,还是另有原因,我也一直在寻找答案。
   
    直到最近,我读到了上面两则报道,我又有了新的结论,那就是,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商业规范可以起着引导人们弃恶从善的作用。
   
    从上述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法律对公权力及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法律的惩罚也是十分严厉的。象第一起案例还仅仅是疏忽大意,还不一定就是有意为恶,不象在中共治下,法律对政府官员的行政不当或公权力使用不当甚至是为恶和犯罪的处罚就十分的宽大,而且问题严重了就杀人、整人,然后问题再严重了,就再杀人,再整人,中共抓了薄熙来,听说又要抓周永康,接下来会不会抓江泽民,我不敢说,但江泽民尽早会被送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反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审判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但问题解决没有呢?没有,如果不从观念上改变过来,类似的问题将来还会重复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前述第一个案例,出了问题后,美国人就会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的学者在高谈主义的时候,在谈是要主义还是要宪政的时候,美国的学者在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二战后,美国在要不要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的问题上,找了很多专家来研究,其成果是一本叫《菊花与刀》的书;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美国政府还把这个人专门请到国务院研究作者提出的问题,我还发现美国国会最后通过的谴责中国活摘大陆良心犯人体器官的281号决议也是援引了专家的研究成果,还有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年度报告也是援引了专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我从Ryan那里还得知,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仅供政府参考的,在美国,专家、学者是两条独立的平行线,各有自己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各不相干,Ryan告诉我,美国政府对学者和专家的意见,也是根据自己的调查和研究来进行取舍和决定采纳与否,学者、专家以学术独立、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为价值之旨归,政府官员以保障自由、人权、民众福祉为价值之旨归,学术和校园是独立于权力的影响之外的,使学术有足够的尊严,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为第一价值取向。比如,以前克林顿想当什么大学的校长,结果因为他的学术资历不够没有当成,媒体就嘲笑克林顿那一年失去了两个President,最近又有报道,奥巴马要去弗吉利亚大学演讲遭婉拒。
   
    而中国的学者在干什么呢?他们整天在揣摩自己的意见如何能被当政者采纳,如何能够避免政治风险,然后按这个价值取向来进行研究,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其真理性就大打折扣了,在民国的时候,还有不少以追求真理,坚守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底线的学者,现在的学者已经全面被中共颠覆了,即使少数仍然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知识分子,我都不敢说他们为了避免因言获罪而没有自我设限,而且不少人的思维方式、观念、语言风格、逻辑,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不能说没有自幼在中共治下形成的那套党文化的影响。
   
    说到自我设限,比如我在国内做人权律师的时候,为了防范政治风险,避免因言获罪,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底线,就是:把政治问题法律化,不谈政治,只谈法律,结果,至今我仍然痛心疾首,这倒不是我放弃了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这是律师的生命,也是法律人的底线,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而是说,我从一个在大学时代追求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大学生,在厦门大学是一个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大学老师,变成了一个自我设限的律师,这无疑限制了我的境界、胸襟和眼界,以致在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就包括对案件的处理和辩护意见上往往都不是很到位,这倒不是说我要把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用修炼界的话说,自己悟到正理没守住,掉层次了,结果是整体下去,境界一下去,层次一下去,离真理就越来越远了,就更谈不真知灼见了,我不知道在大陆,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自我设限的,就包括敢言如贺卫方这样有名的良心知识分子在内,我都不敢说他没有自我设限。
   
    而且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自我设限了,1992年-2003年在厦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有感于中国没有学术自由,我给自己的设限是不写一篇官样文章,而且考虑到自己不会讲假话,写文章有时收不住笔就会越界--越中共设定的界限,因此我拿定主意准备做终身讲师,就这样,由于不想糊弄学生,给学生讲课时,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讲授东西方传统哲学,还是越了学校当局的界--实际上是中共给高校设的界,连终身讲师也做不成了,于2003年失去教职,丢了饭碗;第二次是2006年在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写过一篇《妨碍司法公正的四大毒瘤及对治措施》,直到2012年到了美国才拿出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当时看过我这个文本一部分的律师事务所主任胡迎法,大惊小怪地,说要向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汇报云云,当然是笑话了,这个主任很大度的一个人,很出色的专业律师,我自己呢,一直也不知道如何才好,好象揣了一枚炸弹,既不敢示众,又怕中共警察发现,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在当时要拿出去,百分之百是“煽颠罪”,当时我的自我设限是,决不干这种明摆着把自己送进去的事!我来美国发表后,中国警方还通过我家人在网络上联系到我,说我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并问我什么时候回国,让我有空去(派出所)坐坐。后来到北京做律师时的自我设限是不谈政治,只谈法律,政治问题法律化,所以我在很多非法律问题上一般是从众--这个众当然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这个“众”了,既不做过多思考判断,也不采取单独行动,当然我有我的底线,这是必须守住的!结果大家知道了。正应了一句古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专制制度下,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体的不公,无人能幸免,今天你不站出来说话,明天就有人不让你说话!
   
    来美国后,写了一篇《关于联大违反〈联合国宪章〉侵犯中国民国人权的法律意见书》,起先也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被人说我搞“两个中国”,支持台湾独立等等,后来,想到学者也好,律师也好应该以坚持真理、维护人权为己任,至于一般民众也好,政治家也好,中国政府也好、美国政府也好甚至联合国也好,他们是怎么考虑的,与我无关,学者和律师的使命是坚持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维护人权,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所以在掂量权衡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拿出去与读者见面了。来美国后,此前写的一篇《关于藏族同胞自焚反迫害的几点思考》中,我也是支持藏族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该走的路,支持民族自决的,拿出去的时候,同样是有顾虑的,无外乎是怕人说什么我支持“藏独”之类的,最后,还是以坚持真理、维护人权为己任这一念占了上风!
   
    就是因了这种自我设限,以致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光是读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等书籍就读了三年,还有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才重新找到当初那种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坚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朝闻道,夕死可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那种儒家情怀,前面写了我自己在坚持真理与随大流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内心挣扎的思想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如何将圣者的教化应用在自己实际生活和人生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我大概是“学而知之”吧,我想,既然是学而知之,那也就有这么一个醒悟和提高的过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学者要花多长时间才能醒悟过来并且不断提高,我只知道,现在中国的很多学者早已是不堪承受这种学术研究上的自我设限之重了,他们已经是处于“困”境了,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困而学之”呢?还是“困而不学”?这全在个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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