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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一审辩护词

吴红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一审辩护词
   
   
   【案情简介】 吴红卫1967年11月1日生,中共党员。原系中共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组织部干部,1987年起因身体不好,开始修练法轮功。1999年江泽民组织镇压后,吴红卫进了洗脑班进行强制转化,被警告如不停止修练便要开除党籍。吴红卫索性自动退党。曾于2000年劳教2年,在劳教期间曾写《悔过书》。2015年8月起诉江泽民。因在公共场所宣传“法轮功”条幅标语158条,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逮捕。2015年11月27日,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最后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
   

   吴红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
   
   一审辩护词
   
   合议庭:
   
   我受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吴红卫家属李青梅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吴红卫本人同意担任吴红卫的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吴红卫的合法权益,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律尊严,现出庭行使辩护权。根据事实和现行法律,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吴红卫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被告人吴红卫无罪。理由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吴红卫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所谓罪刑法定,就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作了专门性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我说起诉书指控吴红卫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是指刑法没有设定这个罪名,而是指不符合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比如刑法虽然设定有故意杀人罪,但是行为人根本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出现了罪不当罚的情形,也同样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
   
   起诉书指控吴红卫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并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实在不敢苟同。
   
   查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条共有三款,第一款原文是“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第二款原文是“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三款原文是“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为什么起诉书不指控被告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或者第三款的规定呢?原因十分清楚,就是因为本案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和“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事实存在。那么,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被告人吴红卫是否存在有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事实?从三百条第一款的罪状描述可以看出,本罪构成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才能成立,一是要有“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二是要有“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否则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从起诉书所列的全部事实证据来看,以上两个要件,一个也不成立。
   
   首先,本例被告人只是一个法轮功的信仰者和修练者,他不是组织者,也未参加这个组织。
   
   第二,被告人也没有“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法轮功即使真是个邪教组织(对于法轮功是否是邪教组织,下有详述),但它的修练者不一定个个都有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的行为。我们知道,臭名昭著奥姆真理教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造成5500多人受伤,12人死亡,有4695人因中毒而被送进105家医院治疗,震惊了全世界。案发后,日本检察当局仅对教主麻原和有具体犯罪活动的16人,以杀人、杀人未遂和杀人预备罪正式提出起诉,并未对奥姆真理教的所有成员都进行抓捕,现在奥姆真理教还存在,只不过他的继往者认为奥姆真理教的名声太臭,已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而改了一个名称(资料来源:《1995年5月16日奥姆真理教头目奥姆真理教头目被捕》http://www.wst.net.cn/history/5.16/051612.htm),为什么唯独中国的“邪教”组织,说他杀人,个个都杀人;说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个个都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这究竟是在抬高法轮功呢,还是构陷入罪?
   
   既然起诉书指控的是“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那么,就必须要有事实证明,吴红卫究竟具体破坏了什么法律(这个法律叫什么名称),其中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一项、哪一目。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法律;同样,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也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究竟是破坏了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实施。再说,任何犯罪都是有社会危害性的,那么,吴红卫的行为究竟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对总共不足900字的起诉书,我横竖看了好几遍,怎么也没看出起诉书究竟在说吴红卫破坏了国家的哪部法律,亦或是破坏了哪部行政法规的实施?究竟给社会、给国家、给人民利益造成了什么危害?作为一级国家公诉机关制作的起诉书,怎么可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二、本案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首先,从法学理论上讲,刑法的社会危害性是与刑事违法性紧密关联的。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就谈不上存在有刑法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刑事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也必须是具体的、是能看得清摸得着的,而且可以量化的。如贪污、盗窃、诈骗、不当得利等,在量化时,都可以用数字表示;杀人罪、伤害罪,也可用被侵害的人数和伤残等级来表示。那么,“破坏法律的实施”,除了必须具体证明,究竟破坏了我国哪一部法律,其中破坏了哪条、哪款、哪项外,控方还必须提供,因“破坏法律实施”,而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正如日本司法当局在指控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和其他15名嫌疑人犯有杀人、放火、放毒气,或有杀人既遂、未遂、和杀人预备罪那样。
   
   再次,对起诉书提供的六项证据进行分析,更证明本案不存在有任何危害后果:①到案经过、前科情况说明、处罚制裁决定、劳动教养决定书等都是因为被告人修炼了法轮功或者宣传真相而入罪的,起诉书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都不能证明,被告人究竟给社会或他人造成了什么危害。②证人杨得才、江宣数、何培城、黄景的证言,只能证明被告人吴红卫有宣传法轮大法好的行为,以及对当局镇压法轮功的不满。其中证人何培城系源城区610办公室的成员,这是自己给自己镇压法轮功的行为作证,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③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有反映对社会的危害后果的事实吗?④笔迹鉴定书。能证明被告人危害了社会吗?⑤公安局的搜查笔录和现场勘查笔录,其中有什么容是记录被告人危害社会的。⑥视听资料、监控视频里面有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危害社会的内容吗?
   
   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被告人既没有自证其罪的责任,也没自己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和危害后果的话,就是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也必须遵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三、侦查程序违法
   
   1、立案程序违法,基本犯罪事实的取得与立案侦查的时间倒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刑事立案,应当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立案侦查的决定。可是辩护人在阅卷时却发现,侦查机关对本案立案时间是在2015年7月23日,而基本证据的取得,即《笔迹鉴定报告》,却是在2015年8月5日和8月21日做出的。这表明,对本案的立案侦查,是在毫无事实依据的前提下进行的。
   
   2、主要证据来源的获取不合法
   
   辩护人在阅卷时惊讶地发现,有一份《证据调取通知书》,被调取单位是“源城区防范与处理邪教办公室”(它的全称是中共源城区防范与处理邪教办公室,又称中共源城区610办公室)。我们知道,610办公室是前总书记江泽民专门为了镇压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一个秘密组织,这说明,本案主要证据竟然是向中共源城区610办公室调取的。因为这个组织的头目李东生劣迹斑斑,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在这份通知书上签名的是“何培城”。何培城何许人也,在卷宗26页反映,他就是中共源城区610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何培城的证言中可以看出,他是在自己证明自己的违法行为为合法。
   
   为什么说何培城的行为是违法呢?因为610办公室是党内的一个机构,且不说它的设立是违法的,就是合法设立,也只对党内有效,而吴红卫已经退了党,所以,它对吴红卫已没有约束力。更何况,610办公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刑法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活动有关,这都是严重违宪行为。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㈣项、第㈤项规定,“犯罪和刑罚”,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需制定法律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无法轮功是邪教的规定。
   
   其实,真正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就是江泽民及其非法设立的610办公室,具体破坏了宪法第三十六条的实施,非法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自由。江泽民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更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而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610办公室作为一个党内机构,怎么可以行使侦查权,甚至操控宪法设立的权力机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呢?
   
   3、本例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对被告人吴红卫先行拘留没有事实依据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共列有七项可以实施先行拘留的事由。这七项事由各不相同,并均可以独立使用。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在我国的刑法典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笼统的违法。由于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每一个嫌犯的犯罪事实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适用该法条时,必需具体细划到项,才能成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拘留通知书》中,却没有具体写明究竟适用第八十条中的哪一项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的。这也就是说,本例的嫌疑人并无具体的犯罪事实,而是抽象的、模糊的、笼统的,这何以令人信服,又何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为了弄明白被告人吴红卫究竟犯了什么法,吴红卫究竟有没有可以对其实施先行拘留的犯罪事实存在?辩护人不得不花大力气,对吴红卫在刑拘前或刑拘时,是否实施了刑诉法第八十条所规定的七项犯罪情节,做一个全面疏理:首先,对于“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第㈠项)、“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第㈡项)、“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第㈢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第㈥项)。以上四种情形,肯定是不存在的,故不予细述。其次,第㈣项“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和第㈤项“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的情形,则因为本案被告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实施犯罪。因此,这两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在吴红卫身上发生的。而第㈦项“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情形,因为全案只有吴红卫一人,而根本不存在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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