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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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在民论

主权在民论

   一、民本三原则之一二、民意的决定性三、德治必须得民四、精神贯于历史五、中华特色的三权分立六、主权在民的制度保障

   一、民本三原则之一民本原则是儒家基本政治原则,可以一分为三,分为三个子原则:一曰民为邦本,二曰民贵君轻,三曰主权在民。三个子原则相辅相成。

   民为邦本,在国和民的关系中以民为本,典出《尚书•五子之歌》,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在君和民的关系中以民为本,典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即国家。在国家、君主与民众之政治关系中,民众居于第一位。

   民贵君轻和民为邦本,是儒家共识。西汉大儒贾谊在《大政上》一文说得最全面:“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无论于国于君于官,民都居于本位。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接着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得到天子器重才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欢心才可以成为大夫,得到民众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人民才是天子权位的源头。这就是“主权在民”的表述。

   孟子高度赞赏汤武革命,肯定针对暴君暴政的革命权,也从侧面肯定了主权在民。或者说,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就建立在主权在民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意,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政权的更迭和君王的更易,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

   单说民本,古来没什么争议。然说到主权在民,争议就很大,不少著名学者包括儒家学者亦否定儒家有这个原则,否定民本原则中包含主权在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认为,儒家学说回避了权力来源问题。他说:

   “所有的学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到今天为止,儒家学说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比如自由主义者还有一般人都要承认主权在民,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民治以法,大概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所以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不能回避,而儒家恰恰在回避。”(共识网《许章润: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两回事》)

   更令我诧异的是,蒋庆先生亦否定这一原则。他《从儒家立场看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文中说:“正是民主制度的“主权在民”原则与“政教分离”原则导致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们也可以断言,民主制度的这两大原则仍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国家走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歧途。”

   非常赞同蒋庆先生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批判。但是,不能因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不认同民主制度而否定“主权在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主权这个问题上,许先生认为儒家回避了,蒋先生则否定之,两位先生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兹事体大,有必要进一步依据儒家经典、圣贤言论和历史实践深入阐明之。

   二、民意的决定性首先来看《孟子万章上》中关于尧舜禹禅让一事的讨论和孟子的观点。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君权谁授?孟子的学生万章见“尧以天下与舜”,即下一代天子的权位是由上一代天子授与,以为君权君授。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一言否定之,提出君权天授说。天授的方式是“以行与事示之”,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一是“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三是天下诸侯都朝觐舜,讼狱者都找舜判断是非曲直,讴歌者都讴歌舜,然后才正式登基,“践天子位焉”。

   所以孟子的君权天授的天,不是空洞的,而要落实于民意。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言,就是强调民意的根本性。接下去,孟子进一步阐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民意的决定性作用。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

   帝位传给谁,传贤还是传子,最高决定权、最后拍板权在民。尧逝世,三年之丧后,天下之民不从尧之子而从舜,民意在舜;舜逝世,三年之丧后,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不从舜之子而从禹,民意在禹。“天下之民从之”,就是“天与之”,两者完全划等号。

   后来禹逝世,三年之丧后,禹推荐为天子的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民与启就是“天与子”。民众用脚给启投票呢。益虽为禹所推荐,但“天下之民不从”,即民意不与,他就只能让开。

   孟子这里已将天意与民意的一致性阐发得淋漓尽致。天道无言无视无听,天虚而民实,自由表达的全体人民的意志,就是天意的体现,因此,民意就是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朱熹注:“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孟子集注》)这句话将主权在民的观点表达的特别明确,容后文详论。

   在政治上,民意即天意,民就是天,也为管晏派法家原则认可。《韩诗外传》记载: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管仲明确指出,王者贵天的天,就是百姓。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注明此言是出自管子的话。管仲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韩诗外传》作者韩婴、郦生、陆贾都是当时大儒,他们管仲之口说出来的“王者以民为天”,就是儒家思想。

   三、德治必须得民单纯讲“君权天授”,流弊极大,很容易被无道政权和君王所利用。殷纣暴虐,祖伊进言, 纣王自信地回答: “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纣王说我命在天,就是主权在天,我的天子权位是上天赋予的,殊不知,民意所在,即天命所属;民心丧失,天命便改。

   在政治上,天命靠不住,这是儒家经典一再强调的。《左传僖公五年》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多士》说:“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何谓德?敬天保民,政治之德也。道德大小与民意高低成正比,德大,意味着得民心民意多,民众支持率高。这也是衡量敬天与否的最高标准。统治者敬不敬天,民众说了算。在《尚书•君奭》中周公对召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意谓天命不可信赖,德政才是延续王权生命的根本,只要推行文王的德政,上天就不会否定你的王权。《咸有一德》中伊尹劝勉太甲说:

   “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

   大意是说,上天难信,天命无常。经常修德,可以保持君位;修德不能经常,九州因此会失亡。夏桀不能常修德,怠慢神明虐待人民。皇天不安,观察万方,开导佑助天命者,眷念寻求纯德的君王,使他作百神之主。伊尹我和成汤有纯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光明的命令,因此拥有九州之众,于是革除了夏王的虐政。这不是上天偏爱我们商家,而是上天佑助纯德的人;不是商家求请于民,而是人民归向纯德的人。

   在政治上,德就是得到民众的支持,得民心民意;得民心民意就是得天意天心天命。这是儒家外王学一以贯之地强调的要义。周公在《康诰》中提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云,东海学舌曰:人,无于天监,当于民监。政治好不好,天命在不在,必须考之于民。

   论德才,圣贤君子当然是国家最佳领导人选,但能否取得领导权,君子说了不算,儒家群体说了也不算,唯民意说了算。就像益,虽有前任天子禹的推荐试用,但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益就只能老老实实让位。

   在道德上,儒家讲为仁由己,在政治上则不能讲“为君由己”,也不能讲“为君由天”。只有暴君如殷纣,才会狂妄地称说,我有命在天,我之权天授。注意,孟子讲“君权天与”,有其特定语境和规定,那就是必须在“以民为天”和“敬德保民”的前提下讲。

   至于“君权神授”说,在中国就更没有市场了。《左传》中有“民为神主”说,在政治上,将神的降到了民的附属性地位。桓公六年,季梁在劝阻随君不要轻易动武时指出:“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把“忠于民而信于神”作为以弱胜强之道。随后他进一步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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