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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反对军队国家化,谁就是人民公敌
·以唱红闹戏抗拒民主化潮流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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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有化的反动性和对国家的危害
·所谓“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十足的违宪言行
·中国人民有权依法起诉军贼民敌李继耐!
·为什么要向国际法庭起诉共军总政治部主任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Ⅰ?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Ⅱ?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Ⅲ?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民敌Ⅰ?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民敌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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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欧美国家疏离坚持中国军队党有化土匪化的人
·反对军队国家化罪恶滔天
·呼吁全军将士以《军方研讨会文》为指南,积极成就军队国家化
·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的希望在中国军人身上
·当今中共确如温家宝所说:不搞政改只有死路一条
·共军“人民军队”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军队国家化是历史赋予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
·坚持党指挥枪是中国百病祸殃
·军人的觉醒是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
●万万不可搞什么“小军委”“大战略区”
·推动民主化改革,严防军阀割据战乱(1)
·2.历史也必将证明吾今日预言的准确性
·3. 当前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横遭二度抢劫,民心社会危如累卵
·4.和平时期沿用军区设置本已荒谬
·5.现在搞东、西、南、北、中战略区,更是荒谬绝伦
·6.传统帝王文化的严重影响,注定中国绝不能搞新的封建藩镇
·7.中共国四分五裂的魔咒
·8.尽快实行新五权民主宪政改革是中国免于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战乱的唯一良方
· 9.陈尔晋(陈泱潮)一生致力于救世救心三件大事
·希望之声电台广播陳泱潮:陳水扁案是給中共貪官的警告
·10.中共获得永生之路抑或是遭逢短命之途的分野点
·11、陈尔晋(陈泱潮)的被扼杀,实属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12、结束语
·陈泱潮致中共17届4中全会公开信提要一
·陈泱潮致中共17届4中全会公开信提要二
·陈泱潮致中共17届4中全会公开信提要三
·致中共17届4中全会公开信(全文)
◇◇◇◇◇
▲宗教救心卷
●中国宗教简介
·中国的宗教信仰简介(上)
·金鸡三唱
·佛说佛教信仰对象“如来”乃是 上帝,不能搞偶像崇拜(7图)
·《金鸡三唱》有关《奥义之塔 法门寺地宫传奇》的言说
▲圣灵福音
·圣灵福音目录.1
·圣灵福音概说.2
·圣灵福音快镰刀.3
·圣灵福音新开端.4
·圣灵福音锁钥.5
·圣灵福音6·所罗门王转世
·圣灵福音大卫王转世.7
·圣灵福音确认.8
·圣灵福音谁受圣膏.9
·圣灵福音. 转世证据.10
·圣灵福音 再确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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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应是忤逆习仲勋的不孝之子啊!(2图)

陈泱潮 ‏@CDZCYC
   
   2015-12-13
   
    501.习近平主政3年多来,从“五不准”、“七不讲”、到“不准妄议中央”,完全背离了其父习仲勋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的遗愿。这想必是令习仲勋在天之灵非常痛心的忤逆不孝之举。习仲勋给习近平留下的宝贵资源民心人心,想不到这么快就被损耗殆尽。可惜啊!但愿余下的日子能有所改观。

   
   附:

高锴: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0996745.html
   
   发布时间:2013-12-09 12:35 作者:高 锴
   
   习近平不应是忤逆习仲勋的不孝之子啊!(2图)

   
   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深入工厂调查研究。
   
   习近平不应是忤逆习仲勋的不孝之子啊!(2图)

   
   上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工作
   
   《炎黄春秋》编者按:本刊自1991年创办,得到萧克、习仲勋、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护和帮助,他们都曾为本刊题词,勉励有加。习仲勋同志曾在2001年本刊创刊十周年时为本刊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今年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本刊特发此文纪念。

  峥嵘和曲折的经历

   
      今年是我党老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他生于1913年,早年和刘志丹等一起闹革命,21岁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脱口而出:“噢,这么年轻!”他是我党老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和彭德怀、贺龙共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战役。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正当他年富力强,协助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时,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一个条子,上写:“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这个纸条,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部传记性小说《刘志丹》。她用了多年时间搜集素材,反映当年刘志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包括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问题在于,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当时正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强调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说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测者说:中央红军是“正统”,小说写成中央红军向西北红军“投靠”,把西北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是贬损中央红军,贬损毛主席。康生得知后,就向毛主席告发,并诬指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后台”。
   
      康生领导下的审查小组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进行的反党活动;习仲勋是此书的第一作者,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执笔者。审查小组认为这部小说的罪名之一,是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是高岗、习仲勋,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刘志丹》这部小说,后来又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罪证,株连了上百名老干部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陕甘宁老区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集团”的所谓“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残、整死。实际上,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稽之谈。习仲勋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长达16年的不公正对待。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习仲勋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习仲勋去广东工作。受尽折磨的习仲勋,1978年4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是最先站出来表态支持的地方领导人。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率先提倡改革开放,公开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还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广东首先成立了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几天内就发出《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习仲勋一直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0年9月,习仲勋调中央任职,先是由全国人大补选他为副委员长,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时,他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反映了党对法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仲勋同志对法制工作的特殊关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性的立法机构,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习仲勋兼任。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开始从“无法无天”、“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道路。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笔者是该次会议的秘书人员,偶然听到了他们这次的闲谈,深感两位老领导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法制问题。
   
      仲勋同志参加人大工作有个特色,就是他不但参与领导,而且以普通一员的姿态参加小组会议。新宪法通过以后,人大常委会工作有了很大加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每次四天左右,分四个组讨论议案,而后开全体会表决。仲勋同志几乎每次小组会都参加,他不是来做指示,而是和委员们平等地交换意见。每到讨论休息时间,他往往端着一杯茶在室内走来走去,跟大家问长问短。有一位外省来的列席代表不认识他,他就自我介绍:“我是习仲勋,和你一个组讨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笔者听过他几十次谈话,总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朴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交换意见;不是训诫,而是商谈。他在讨论中总是鼓励大家发表意见,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他们管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对每一个工作报告,每一个法律议案都要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补充意见。我就不信这些议案都那么完善,如果我们只说赞成,只说同意,等于不提意见,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用?他对代表、委员们要求很严,但由于把他自己也放在里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训斥别人,起到了责己同时责人的效果。
   
   
      那时候,笔者在法制委员会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业务牵头的是李由义,他们都是建国前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学识渊博。
   
   
      仲勋同志多次找我们讨论组织起草《民法通则》的问题。民法室曾搞了几个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映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书,谁知是什么意思?”一位市级领导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能建立法国人的制度?”因此,李由义在汇报时说了一句:“一些人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仲勋同志不以为然,他说:“几十年无法无天,干部群众普遍缺乏法律知识,能怪他们吗?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吗?我和他们一样看不懂法言法语,能不能写得通俗一点?我认为,群众反映‘看不懂’正是对这个草案的最真实的意见、最好的意见,也是我们最该重视的意见。”
   
   
     他说:“我要找救兵”。当即让秘书邀请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参加会议。他当面恳请吕老帮助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较年轻)把草案及有关资料送到吕老家里,按吕老意见修改,还高声叮嘱大家:“文字修改,你们要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大师。不要听我的,我不懂。”
   
   
     我听仲勋同志说过几次“我不懂”。像他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堂堂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众人面前公然说“我不懂”的,在我记忆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后来,我遵照仲勋同志指示,连续三天去吕叔湘先生家“登门候教”。吕老非常认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还把一些段落造句顺了顺,看起来就明白易懂了。
   
   
      一次永难忘却的对话
   
   
      仲勋同志又一次召集讨论,我汇报了吕老修改草案的情况,李由义也肯定吕老改得好,并检讨自己上次失言,对提意见者有“不敬”之处。仲勋同志很高兴,并由此发表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话。时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记叙他讲话的主要内容。
   
   
      他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仲勋同志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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