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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昌是上海模式失败

   转载来源:博讯网
    [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郭广昌出事被坐实 商界东阳军团崩塌
    (博讯2015年12月13日发表)
   
   
   
    导语:郭广昌一直是“东阳军团”的领军者,他在富豪榜上的地位越高,“东阳军团”的影响力就越大。突然间,他“失联”了。失去了精神领袖和领军者的“东阳军团”濒近崩塌。
   
    “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我真的是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如果你非要这么叫,可不可以不要加那个死字?”
   
    没有辟谣,只有不停出现的传言、段子和起底。“复星系”股票大面积停牌,包括“豫园商城”、“南钢股份”、“海南矿业”、“上海钢联”。香港上市的“复星国际”和“复星医药”也申请了停牌。郭广昌出事的“谣言”终于变成了真实。
   
    在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广昌与宗庆后并列第11位,他近年的一系列举措,也使他变得炙手可热。他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一手打造了“复星系”,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公司超过了100家,“投资范围涉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物流、金融、钢铁、证券、银行、汽车等领域。”
   
    我曾与郭广昌有过几次接触和交流。郭是个低调、儒雅的商人,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谈维特根斯坦。
   
    郭广昌祖籍浙江东阳,一个小县。
   
    郭广昌是富豪榜上“东阳军团”的领军者。在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东阳军团”还包括上市公司华策影视实际控制人赵依芳傅梅城夫妇、浙江广厦创始人楼忠福家族、上市公司东阳光科的实际控制人张中能夫妇、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虞云新夫妇、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家族。
   
    “东阳军团”的精神领袖是楼忠福,他从一位建筑工人崛起为“福布斯富豪”,成为了浙商的典范,被官方媒体称为“一个追梦的人”。他此前一直是“东阳军团”的代言人,直到今年年初被有关部门带走。
   
    郭广昌一直是“东阳军团”的领军者,他在富豪榜上的地位越高,“东阳军团”的影响力就越大。突然间,他“失联”了。失去了精神领袖和领军者的“东阳军团”濒近崩塌。
   
    我昨晚曾给复星的一位朋友发微信,回复简单、含混,还有一个哀伤的表情。我回复说:“一切安好便好。”我真心希望郭广昌一切安好。我希望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一切安好。他们应当成为商业文明时代的主角,而不是“死跑龙套的”。我没有写稿子。我没有落井下石的习惯,也没有秃鹫食腐的嗜好。
   
    然而郭广昌终于还是从故事变成了事故。没有解释,没有公告,只剩下猜测。在他之前,徐翔已经从故事变成了事故,而徐明则已从事故变成了身故,只留下了诡异的往事、缠绵的纪念,和各路人马无须忌惮的猜想。
   
    徐明死后,冯仑写文章感慨徐明是个大人物,是民营企业中的枭雄,在中国民营企业界,曾经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冯仑哀叹“在中国,民营企业是夜壶”,呼吁“应该给他们一个新的定位和更大的荣誉”。
   
    然后,郭广昌“失联”了。
   
    我想起一个故事。1918年11月7日,梁济要出门。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道:“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这是国学宗师梁漱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正值父亲六十大寿前夕。那一年的梁济已经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他看到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发出了“若正义、真诚、良知、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的沉痛哀叹。他纵身跃进了积水潭里,告别了令他纠结不已的这个世界。
   
    社会学家陶孟和后来评价说:“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
   
    梁巨川最终的疑问是震撼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的最终回答也始终让我们看到光亮,微弱的、抚慰性的、心灵鸡汤一样的光亮:“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在我们的近前和目下,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中最大的一个,即为中国该如何因应和处置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在“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当中,中国曾经处于“主导模型”当中,政府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者和主导者,也是国有企业的唯一股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资本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崛起,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主导模型”、“市场资本主义模型”、“动态力量模型”和“相关利益团体模型”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彼此交织。
   
    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致使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焦点和难点增加,沸点和燃点降低;尽管政府正在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因应这种巨变,试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但迄至今日,我们的所见,依旧未现大的改观。
   
    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化带来的阵痛剧烈而持久。我们面对的既有地方政府“绑架”企业共组一家公司的 “主导”,也有上市公司高速成长的同时背离社会责任、成为原罪考验和道德审判中“有罪者”的扭曲“市场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包括王健林、尹明善、刘永好这些“委员商人”和“代表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型又具有了“动态力量”;而以前的黄光裕案以及近两年出现的各类官商勾结案作为典型案例,又使人们理解何为嬗变出的“相关利益团体”。
   
    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一个值得期许的外部世界,需要一个好政府,需要一批好企业以及使其好起来的社会环境。
   
    这种变局之下,政府应当从管理者尽快转型为服务者,从社会公义的执行者转变为监管者,从市场的参与主体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商,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供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从制度层面来保障社会关系琴瑟和谐起来,而不是胶柱鼓瑟起来。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者、监管者;政府和企业要建立和谐的政商关系。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商业文明,政治文明是商业文明的服务商和守夜人。耳闻目睹之处,很多地方政府扮演着“掠食者”的角色,不但试图从企业口中掠食,更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商业文明的游戏规则,以威权代替公正,以滥权代替公平,不仅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使自身陷入利益漩涡当中,成为诟病的对象。
   
    和谐政商关系的前提是彼此独立、相互尊重,在法律面前均为平等的主体。作为文明的左手与右手,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无形的手和帮助的手,而不是掠夺的手;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遵纪守法、独立自尊的“无形的另一只手”。
   
    在企业和社会之间,企业要坚守商业伦理,负起社会责任;企业和社会要建设和谐的商业生态。这种生态,是商业文明的土壤,至少我个人相信,它最终会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育种地。
   
    “为了获得成功,企业管理者必须像对待经济环境那样,理解、正确反应并预计非经济环境的要求。”只有强大、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只有健康的企业才能提高并丰富人类及其社区的生活,所以杰克·韦尔奇才认为“CEO最首要的社会职责,就是确保公司的财政成功”。
   
    但追求利润绝不应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责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会在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的道德伦理框架正面临重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道德君子。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的结论:
   
    “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
   
    中国要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发展,除了自身要努力外,也需要一个服务型的好政府,需要和谐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种尊重创业、尊重财富的商业生态。
   
    在“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当中,三者实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唇亡必定齿寒。
   
    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政府—企业—社会”当中,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依然占据主导力量,“主导模型”始终在发挥着决定作用。要建设和谐社会关系、和谐政商关系和商业生态,首先要求和谐的政治文明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我一直喜欢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806年,郑国的立国之君郑桓跟商人们一同来到封地。他与他们一起斩芟蓬蒿藜,开辟土地。他还和他们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奈。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意思是:“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
   
    郑国的这一条盟誓,放诸今日,依旧可以被当作是政商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只要,做到了这一步,无论作为工商领域的从业者,还是作为商业文明的观察员,我们都会得出与梁漱溟一样的结论: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来源:迟宇宙博客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5/12/201512130826.shtml)
   
   
   
   
   
(2015/12/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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