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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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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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的载体
·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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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策动文明的冲突
·大骗子胡适的小问题
·法国头目马克龙他奶奶有没有“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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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是一种伪科学、新神学


   说“生物进化”就好像说“人生发财”或“创业成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人生尽管有发财”,但还是破会财,并最终失去所有。“创业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败,而且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如此看来,“生物有进化但退化的更多”就一点不奇怪了。
   
   如果把“生物进化”当作一个普遍规律,就好像把“人生发财”或“创业成功”当作一个普遍规律一样可笑了。
   

   和刚生下来的人比,再穷的成年人都是富有的;和猴子比,再笨的正常人都是聪明的。但是这不构成进化论的证据。除非,进化论是一种伪科学和新神学。
   
   所谓“进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基因的复制与扩散过程中的“失真”、“适应”和“副作用”罢了。这本来只是“演变”而不是“进化”,是随机的,不是目的性的,否则岂不成了新约启示的“我拣选了你们”、旧约启示的“上帝的选民”?
   
   正因为进化论是这样一种伪科学、新神学,所以才获得了一般科学所不可能拥有的宗教力量。这是由达尔文的“叛教者”的身份决定了的。
   
   而本种基因的复制与扩散,则是对他种的压迫甚至灭绝。为了适应这条生死律,生物必须把无情的世界也设想成遗传的,因而是因袭而连续的。否则不是被斥为“迷信”,就是被谴为“荒诞”,或被诬为“偶然的例外”。生物的这一本能威胁着“客观的认识”并使之流为虚假的口号。这一本能甚至毒化了创造者,使之为权宜而牺牲初衷。任何一种技巧与艺术,就这样代表着无能为力!连续感既然储于生物的心中,所以,征服者若不以连续性自我武装,则一事无成。有了这道武装,守势变攻势,个体的造化变为恒久的传统。为了胜利,他厚颜无耻地将自己的装扮成连续而合法的传统定数,革命的思想事业化成古老传统的复活。革命者于是以中庸来达到语无伦次的境界。而全然不顾,我们的‘天子:永恒者’,预示世界历史的季节更替,已经来临。”
   
   
   达尔文说:一个有机体若能正常地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他就有机会把他的基因传下去……谢选骏指出:如果达尔文“神父”说得对,那么“创造历史”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多是未能“正常地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所以他们断绝了自己的基因却创造了文明的方向。
   (352)
   谢选骏指出:尼采说他的牧师爸爸就职的基督教组织及其神职人员、尤其是新教的受薪阶层,造就了奴隶道德。因此,与其说是基督教造就了奴隶道德,还不如说金钱造就了奴隶道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界上又有哪一种组织(不论宗教组织或是政治组织、商业组织尤其是军事组织),所造就的不是奴隶的道德呢?奴隶就是人民,人民只要聚在一起,就更加不能不是奴隶了——这是和他们所受到的教化没有关系的,因为人们在体质上,是需要合群的动物,甚至伟大人物也不能例外:“主人道德”并不存在,除非那是“缺德”与“不道德”;而在我看来,“英雄精神”并非“主人道德”,而是“消灭主人”。在这种意义,英雄精神才是货真价实的奴隶道德。
   (353)
   “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如果尼采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把尼采的意识记录下来以后尼采疯掉了死掉了,尼采的意识为什么还能存在并被他的妹妹炒作得沸沸扬扬呢?——由此可见“意识”并非达尔文主义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脑电波”!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种来自造物主的思想。
   (354)
   谢选骏指出:倾听者比言说者更伟大:倾听者其实是在扮演思想主权的角色;“把问题扔还给提问者”其实是让倾诉者学会分享思想主权的秘密——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治疗过程的开始”。
   (355)
   “人的语言结构不同于人造系统的信息结构。”谢选骏指出:这说明上帝的东西(类似于自然)不同于凯撒的东西(类似于国家)、思想的主权不同于国家的主权。
   (356)
   “火星人会觉得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禽兽理论”,其潜台词是:“太阳系以外的人会觉得地球上的动物与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禽兽理论应该承认人与禽兽都是动物。实际上呢?“语言能力”不同于“语言”:人有近似的语言能力,不等于人有近似的语言。
   (357)
   “文法的普遍性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它经过一个类似于宇宙大爆炸那样强度的认识大突变。”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主权的蔓延。
   (358)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起源是为了“掩盖”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偷吃智慧果而失去了乐园;“挑战与应战”等于“压制与反制”——汤因比说:“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动乱和集合、亲体子体以及分裂和再生。基本节奏就是阴阳交替的拍子。”“这个永远旋转的车轮并不仅仅是一种循环重复,如果每一次旋转都使这个车轮朝着目的地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东西的产生而不是复制一些过去已经生活过而又死了的东西,那么轮回就不是在地狱的车轮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在这个表演里,阴和阳,拍出的音乐是创造的诗歌,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以为我们弄错了;因为如果我们听清楚,我们就能领会出创造的音调和毁灭的音调在交替着。这个二重奏非但不是可怕的虚假的曲调,反而是真实生活的佐证。如果我们认真地听,我们就可发觉当这两个音调相遇时,它们不是嘈杂而是和谐。”
   (359)
   “神话与音乐:的确是涂抹时间的工具。”谢选骏指出:所以,神话与音乐是最有效的时间止痛剂。
   (360)
   谢选骏指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把“时间”纳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我们很难断言,“动物没有思想,植物没有感觉”(法国人笛卡尔语);但我们却认为,人类以外的生命形式可能还没有树立有关“时间”(这一认知形式)的明确意识,所以人以外的生物缺乏从时间感中派生出来的种种“哲学”。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
   
   (451)
   以“物竞”(生物竞争)为基础的进化论,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物竞”(生物竞争)的突变首先是在个体身上出现的,而后经过“天择”(适者生存)才扩散到种族,并形成新的物种。
   与个人主义的进化论相比,创造论似乎比较接近种族主义了,因为现代人理解的创造论是批量定作、一劳永逸的,不是个别出现、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
   (452)
   在进化论的另外一个环节、“物竞”(生物竞争)以外的“天择”(适者生存)中,占有决定位置的也不是盲目的、随机的“环境作用”,而是深不可测的“思想主权”——蚂蚁看到了盲目的、命定的“大洪水”和“环境作用”,其实那可能只是人类在随意排泄;何况如是超出了生物世界的奥秘,生物又如何测定它呢,又如何能够否定它或肯定它呢?
   天择=主权:天=主,选择=权力;天择就是自然主权的体现。这不是很接近选民观念吗?
   (453)
   达尔文的天择论,其实“借用”了基督教思想中的拣选论——如果说犹太教的选民论还是种族主义的、旧约式的、创世记的延伸;那么基督教的拣选论则是个人主义的、新约式的: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上帝则拣选人们遗弃的石头为房屋的奠基石。
   亚伯拉罕的故事、耶稣门徒的故事,其实可被解读成为“进化论”的、不断成长的;而非“创造论”的、一次定型的——而所谓“生物竞争”岂不是从人的“自由意志”演绎而来的,尽管这一演绎采取了“观察”的途径:达尔文的物竞论,其实“借用”了基督教思想中的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让亚当夏娃失去了乐园:争取多样性的努力,结果成为原罪的源头。
   (454)
   达尔文“借用”基督教思想——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达尔文上过神学院,而且曾经在教会里工作过;尽管他为了追求多样性,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455)
   成功就是“证明可行”,失败就是“证明不行”:生物进化,就是生命在“证明可行”和“证明不行”的过程中蒙受的苦难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失去乐园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失败(“证明不行”)比成功(“证明可行”)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456)
   “突变”类似于“自由意志”,“适应”类似于“上帝拣选”——这多少有点像是草木的生长参差不齐(“突变”与“自由意志”),而园丁的工作就是修理它们(“适应”与“拣选”)。
   (457)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因为达尔文认为生命是从“万有引力”开始的,然后遵从进化的原则:这就是“牛顿”;而所谓进化,据我所知就是“自由意志——神的拣选”,是预定论:这就是“加尔文”。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正如尼采就是“叔本华+达尔文”,是叔本华的印度式的生命意志加上了达尔文的英国式的弱肉强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坐上了“阿美利加号专列”,想学习英国西进的政策,只是他要向东进发,把斯拉夫人当作印第安人来奴役。结果,却被英国从背后拖住:英国耗死了德国却成全了苏联,并把全球霸权拱手让给了罗斯福和杜鲁门。
   (458)
   “自由意志+神的拣选=预定得救”:这是神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得到进化”这是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就是“把生物学的观察塞入神学的框架”:达尔文由此窃取了教会的权威、上帝的荣耀,扮演起了“大自然的代言人”……这是他在教会和神学院里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所以他决定“悔改”,成为科学家了。
   (459)
   “环境”为什么不能是“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为什么不能是思想的主权?
   (460)
   人类文明的三部曲:第一,人类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有效地利用石头和其他材料;第二,首次出现了制造工艺,思想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第三,人类利用食物资源的能力较前有了显著提高……总之,这些变化全部反映在人类的行为变化上,甚至发生在DNA的变化上,这些变化只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现代语言出现了丰富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多数人类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复杂的社会体系的形成,肯定是那个时期人们行为变化的结果,而行为的变化是因为人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866)
   “《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承认:在‘道德和伦理行为能力方面’,在‘有意识地介入以改变进化方向的能力方面’,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强调这种独特性是人类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认可任何关于‘人的产生和进化过程中神力介入’的学说,是没有理由的。”谢选骏指出: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神的地位了,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流行的阶级屠杀和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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