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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

胥志义: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
   
   一,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
   
   剥削是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转移,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可能产物。也就是说,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可能产生剥削(包括压迫)。一个人进入“世外桃园”,与他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则是彻底的私有制,何来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组织关系和市场关系,本文主要讨论组织关系。

   
   私有制不是那个人或某种理论制造出来的,而是天然的。比如一个人以种田或打猎为生计,获得的粮食或猎物归自已所有,此即为私有制。以自已的劳动谋求自已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里有两种私有,劳动的私有(失去人身权比如奴隶的劳动便不为私有)和劳动成果的私有。为求更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生产成果,人使用生产工具,比如农具、猎枪、以至复杂的机器。这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产进步的体现,这些生产工具(资料)是个人把本可用于消费的财富用于生产,自然也归个人所有。生产工具即为资本。现代资本可以形成机器化集约化生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因而也是财富生成的原因之一。所以私有制有两层含意,A,生产成果私有。B,劳动(包括技术)和资本私有。生产成果是由劳动和资本创造出来的,成果私有是建立在劳动资本私有的前提下,劳动资本私有则决定生产成果私有。两者是因果关系。所以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生产活动有个体活动与集体活动或曰组织活动两种。个体生产活动无剥削。不论是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还是服务业生产。不论这种生产需要资本(如种地需土地),还是不需要资本(如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不论这种生产是自给自足(如农民种粮食只为自已吃),还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如理发师以理发换粮食),只要这种生产是个体性质,便不存在剥削。个体生产的成果是个人创造出来(包括用自已的劳动和用自已的资本)的,也归个人所有,这一成果用不着在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也不用在劳动与资本(生产工具或机器)之间进行分配。因为劳动资本都是这个人私有。
   
   组织化生产是集体生产活动,生产成果由两个以上的人创造,如何分配这一成果,构成人类社会的千年难题。比如围猎,要有人侦察,有人围堵,有人猎杀,有人提供后勤服务,有人组织指挥,是组织化的生产活动。收获的猎物,就存在谁来分配,如何分配的问题,于是产生权力分配。这种分配的弊端在于:A,掌握分配权力的人可能甚至必然谋私,由此产生剥削;B,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系。比如围堵的与猎杀的,对收获猎物的贡献,谁大谁小,大小多少,是永远说不清的。所以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组织不一定产生剥削,但没有组织,便没有剥削。
   
   生产组织有纯劳动的组合,也有资本技术劳动等多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现代工业生产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多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组织。财富的生成需要多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财富的分配就既有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也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但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实质上也是人之间的分配。因为要素是个人的,资本技术为个人所有,劳动也是个人体力脑力的付出。所以组织分配都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配。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马克思说资本利润是剥削工人劳动所致,此议有赖具体分析。资本介入现代生产,是源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济可以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或者说,可以使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资本利润,是因其参与生产(购买机器和形成规模化生产),并因其参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的。没有资本,便没有高效率的现代工业企业。资本参与分配并获得利润是合理的。正如技术和劳动参与分配并获得收入是合理的一样。显然,在需要资本的生产组织中,资本获得利润,并不是这一组织存在剥削的依据。
   
   组织产生权力,无组织,便无权力。权力对组织来说当然有多种作用,比如指挥协调管理等,以保证组织行动的一致性,但决定分配无疑也是权力特别重要的体现。组织内的利益分配产不产生剥削?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衡,权力掌管者的天然自肥倾向,就会使分配向有利于掌权者的方向倾斜,从而产生剥削。剥削源于组织和组织中不受约束的分配权力。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存在,但它不是由私有制带来的,也不表现为资本获得利润,而是源于生产组织和组织中的资本权力。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企业大多由资本家的意愿产生,企业的经济责任也由资本承担,生产资料所有权派生出经营权,管理权,包括分配权,此即为资本权力。不受制约的资本权力可能甚至必然对工人进行剥削(包括压迫),最主要的表现是资本家利用资本权力使企业分配中资本利润过高而劳动报酬大少。所以,资本获取利润并不是剥削和罪恶,通过资本权力使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或技术收入才是剥削和罪恶。剥夺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指生产组织中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可以消灭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权力,但不能消灭组织,当然也就无法消灭权力。只要权力仍在,并不受制约,不管掌握在谁手中,剥削都可能产生。所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并不能消灭剥削。
   
   组织的产生大体有三种原因。一是为了生产的更高效率而建立起来的。比如集体围猎比之个人打猎具有更高效率,集约化的工业生产比之个体手工生产更有效率,为了更高的效率,组建这种高效率的生产组织是必然和社会进步的体现。但这种生产组织在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分配的矛盾和难题。二是由于缺乏人权带来的组织,比如历史上的农奴,当人可以作为商品买卖时,奴隶主通过购买(或暴力强夺)奴隶,而形成农业庄园和农业生产组织,这种生产组织不是因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带来,而是奴隶主为了剥削奴隶,利用人权还不能得到国家权力保护而产生的。因奴隶失去人身权(劳动并不为个人所有)和参与分配决定的权利(无法与奴隶主协议自己的收入),所以必然带来剥削。三是政治制度决定并通过国家强制力建立起来的组织。比如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集体化口号下形成的人民公社,它同样不是为了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而是在一种“消灭剥削”错误理念下组建起来的。其实,个体化的私有的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剥削,相反,组织化带来权力,虽不肯定带来剥削,但却带来剥削的可能性。
   
   实际上,国家也是一个组织。国家的起源就是暴力集团为获得分配权而建立起来的,它把一个地域上的分散民众变成一个名义上叫国家的组织,并通过“收税”或“纳贡”这种强制分配手段来获得利益。皇帝的奢侈生活无疑是剥削民众带来的。但没有地盘,没有组织,没有权力,他剥削谁?如何去剥削?当然,国家虽然起源于暴力集团的剥削目的,但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国家和政府,正如现代生产需要生产组织一样。但只要存在组织,就存在剥削的可能性。无组织便无权力,当然也就无剥削。
   
   二,“公有制”把社会变成组织
   
   私有制是生产成果和生产资料私有的合称。个体生产的生产成果归个体所有是私有制,组织生产的生产成果归组织私有同样是私有制。在组织生产中,不单投入这一组织中的劳动,或资本,或技术,均为私有,更重要的是组织的生产成果归组织所有,即归这个组织私有。生产成果再在这个组织中的劳动资本技术之间进行分配,组织内部可能存在分配不公,即存在剥削。但这个组织在社会中,生产的成果必须归其所有,而不能归“公有”或“社会所有”,否则,可视为掠夺或剥削。而生产成果归这个组织所有,即为私有制。我们以前把“集体制”理解为“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其实是错误的。集体制是组织化生产,成果也为组织所有,并在组织之中的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所以实质上是私有制。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名义上叫集体所有,却因为这一集体是行政权力通过强制力组建起来的,国家除税收之外,还可任意调动其生产成果,比如任意征调粮食。它所生产的粮食并不属于这个集体私有,所以实质上是“公有制”。
   
   “公有制”是在消灭生产组织中的剥削这一口号下,不但消灭了生产组织中的生产资料财产个人所有,还把生产组织所创造的生产成果也收归“公有”或“社会所有”。为了达到所有的生产成果收归“公有”,那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还通过国家强制力,把本可不实行组织化生产(即组织化不会产生集约化的高效率)的个体生产活动,也“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路”。比如中国的农业和大量的服务业。当所有的生产成果为“公有”或“社会所有”时,如何分配到个人,就只能由国家权力来决定。所以,公有制把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也使国家的分配权力扩大到极致。每一个人获得多少生产成果,无不取决于国家权力。
   
   这一分配有什么特点?
   
   A,生产成果的获得与这种成果生成的原因,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私有经济,不管是个体生产,还是组织生产,生产成果是个体或组织创造出来的,归个体或组织所有,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而公有经济,生产成果归“公有”或“社会所有”(实际上是国家所有或官有),要到达个人或组织之手,必须经过国家权力分配这一环节,个人所得与个人的投入(劳动资本技术)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公有制和国家权力切断了生产成果与成果生成原因之间的直接联系。社会主义一个最大的谎言是国家养活人民,其实是国家通过公有制把所有的生产成果收归国有,然后由权力来发放给每一个人,结果变成国家养活人民。
   
   B,它无法产生交易。在非自给自足经济中,生产成果个人或组织所有,即私有,必然产生交易。当所有生产成果归“公有”时,交易不可能产生,因为当生产的产品在未通过国家权力分配给个人之前,所有权为公有(国家所有),交易只有在产权私有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公有的产品只存在权力分配,不存在交易。所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中,并没有真正的作为交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货币,但货币的意义已转变为一种分配凭证,而非是作为商品或服务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社会主义的商业,也非交易的市场,而是分配网点,国家权力或权力确定的规则决定个人获得多少货币,个人则用这一货币去分配网点兑换实物。
   
   C,公有制和国家权力不但可以通过货币这一分配凭证实行分配,还可以直接分配实物。当社会生产的所有非货币形态实物(包括产品和服务),为国家所有时,权力掌管者为了欺骗人民,可以把自已公开的货币收入压低,却通过侵占实物获取不合理消费。比如,为毛泽东专门建立一个烟厂,这个烟厂为公有,资本由国家投入,工人工资由国家发给,产品为公有,却只提供给毛泽东,毛泽东可以不用货币购买获得香烟。如果这个烟厂为私有,生产如此数量少而又高质量的香烟,价格(或成本)一定很高,以毛泽东的名义工资是无法购买和消费的。最近网上爆出我们一位领导住院,花费三百万,引起舆论哗然。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领导住院不是如此消费?只是那时医院提供的服务为公有,领导是实物消费,引起的眼球效应没有现在大。而现在医院提供的服务具有私有的特征(医务人员的工资要靠出卖服务来取得),领导要获得这种医疗服务,就要拿钱去买(当然是公费),官员不合理的占有社会生产成果,就很直观的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其实是伪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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