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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而歌-邓丽君与彭丽媛的区别


   在海内外爱中国的世人以各种方式庆祝中华民国国庆节之际,中共在北京大学召开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还宣称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编撰马克思全集。仅此足以证明中共是违背普世价值的马列子孙,而非推崇礼义廉耻的中华儿女。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读过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后,就认定马克思、恩格斯属反天理人伦的文痞,他们鼓吹的共产主义是涂了红色的恐怖主义。而我从少女时代起就爱听邓丽君的歌,因为其内容涵盖“人生、家国、乡愁、亲情、友情、爱情”,堪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典范。比其歌声更吸引我的是其人品。我认同中华民国就与邓丽君密不可分。将心比己,大陆的民国热也必定与大陆的邓丽君歌友密切相关。
   

   为了抵制邓丽君被赤化,我在她60冥诞那年专门写作《邓丽君的“中国梦”》,讲述邓丽君的家史与理念: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年我才开始注意彭丽媛,不是因为她也能歌善舞,而是因她陪丈夫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出访海外。当时一位勇于维权的大陆妓女正被中共当局迫害,于是我顺便写作《叶海燕与彭丽媛》,在我眼里有公民意识的妓女不比出卖灵魂的歌女低下。现在重读此文,觉得肤浅,而我念念不忘邓丽君,那就不妨以邓丽君为参照进一步评介彭丽媛。
   
   习近平上台前,彭丽媛属中共打造的红星,对我毫无吸引力,因为我像邓丽君一样热爱自由,与剥夺自由的共产党及其喉舌水火不容。彭丽媛曾被中共派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华民国搞宣传秀,自2013年起则因丈夫的权位被不少媒体当作“第一夫人”热捧,可她再风光也无法取代邓丽君在我心中的地位,因为自由和风骨对我来说比名利和地位更重要。在我看来,彭丽媛好比一只被中共关在思想牢笼里的鹦鹉,表演得再好,打扮得再美也只是共产暴政的喉舌,不值得敬重。
   
   
   
   邓丽君的意义
   
   共产国际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无数抗日官兵被共产党残杀,也是抗日老兵的邓丽君父亲幸好追随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否则,邓丽君就不可能出生在名为眷村的国军家属驻地,并从小就跟随曾当空军93康乐队队长的父亲劳军,这就是她歌唱生涯的开始。
   
   共产党至今企图用违背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钳制中国大陆人的思想,而邓丽君与她的歌都植根于自由的中华民国及其文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被剥夺自由的大陆同胞好比久旱逢甘露。一位与邓丽君同为50后的大陆作家曾坦诚当他“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邓丽君的歌声在中共的污蔑与禁令中传遍大陆,把中共用来搞宣传的红歌驱除私人空间。邓丽君的歌声也一扫中共编造的谎言比如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在期盼着被中共“解放”等等。
   
   听着邓丽君甜蜜蜜的小城故事,大陆人比如我开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自然而然就解构了被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歪理邪说无法解释邓丽君的挣钱方式与花钱态度。她既未剥削谁,更未被剥削。她多才多艺,敬业行善,人和财旺,与马克思的人生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一位在香港观看过邓丽君演唱的经济学者写到:“说邓丽君是个现象,可不单是说她的登台演技尽入化境,还要加上去的是这个歌星对金钱收入不重视。同级的歌星动不动要唱数十场,她只唱一场。那么庞大的道具、备演成本,多唱一场的个人收入可获港元数百万,但她不唱。我也察觉到她绝少在电视或传媒替产品卖广告,或作什么机构的代言人。对她来说,休闲的价值是演出的成本。”
   
   
   为自由而歌
   
   在胡耀邦、赵紫阳出任中共党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顺应民意,放弃血的教训“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让逃到台湾的民国公民得以回乡探亲访友。邓丽君也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收到大陆的邀请。据称她的愿望是到天安门广场免费演唱。为的是要报答那些曾经因为听她的歌、唱她的歌而受到惩罚的大陆歌迷。邓丽君也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连音像品正版都买不起,遑论演出门票。
   
   计划还未实施,胡耀邦就含冤去世,导致大陆民众走上天安门广场。1989年5月27日香港人举办“民主歌声献中华”的12小时露天集会,支持大陆民众追求自由,邓丽君登台义演《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岂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罪魁强迫主张法制的赵紫阳下台,动用共军屠杀和平的示威者。六四大屠杀后,日本TBS电视台制作邓丽君在日本出道15周年(1974-1989)特别节目。邓丽君身着黑色裙装先用日文表达身为中国人对自由对故国的忧思,后借日文歌《悲伤的自由》抒发对自由的热爱,彰显了邓丽君的民族气节。她的日文讲话译成中文有如下内容:“我是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流浪到哪里,在哪里生活,我都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我十分担心。我深爱自由,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自由。所以,当自由受到威胁时,我真的真的很伤心。”
   
   六四屠杀导致36岁的邓丽君放弃回大陆的计划。移居巴黎的邓丽君开始声援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志士。其时已留学德国的我开始接触关心大陆的中华民国侨民。
   
   在传记《绝响:永远的邓丽君》里,作者姜捷从邓妈妈处获知邓丽君从小就“关心大陆”,她的“终身遗憾”是没能“回去看看”。邓丽君没能踏上父母之邦是因为中共动用坦克扼杀了大陆人对自由的渴望。我也是在36岁时为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援大陆民众争取自由,加入邓丽君支持的流亡华人之列。生在台湾的邓丽君和生在藏区的我都是因自由而反对中共暴政,为此付出不能回中国的高昂代价。
   
   
   君已再来
   
   2015年是邓丽君辞世20周年,在中共抓捕以王宇为代表的大陆律师的肃杀气氛中,一个在大陆的选秀节目演唱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而引发关注的泰国少女进入我的视线。朗嘎拉姆是她给自己起的带藏族味的中文名。
   
   朗嘎拉姆的外形不如邓丽君亮丽,但她的言谈举止,声音相貌,气质韵味都与邓丽君神似,虽然她是才16岁的泰国少女。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即使有语言天赋,也很难在说外语时不带母语口音,而朗嘎拉姆只到北京留学一年多就可以把中文唱得与说得像邓丽君一样。模仿邓丽君的人层出不穷,即使因此成名,也没达到像朗嘎拉姆这样逼真的程度。
   
   我认同她是邓丽君转世,比这更好的转世实例几无可能,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比较邓丽君与朗嘎拉姆的视频。德国友人不懂中文,在听了她俩演唱同一首歌的视频后都表示像一个人。其实人人都轮回转生,可惜即使带着前生烙印,也多半意识不到,而外界更难获知。朗嘎拉姆毕竟不是邓丽君,而是邓丽君二世,她不仅不可能与邓丽君一模一样,而且还与邓丽君有不同的使命。如果说邓丽君促使人性在大陆复苏,那么,朗嘎拉姆则促使大家面对轮回转世,思考人生真谛。
   
   生长在泰国的朗嘎拉姆到北京后也已亲身体验何谓自由。她在泰国可以登台唱《梅花》,但在中国大陆,《梅花》与《台湾好》等一系列邓丽君爱唱的歌都属禁歌。邓丽君在往生前一年,不仅与国军官兵一起庆祝黄埔军校成立70周年,同唱《梅花》,还在香港合唱《梅花》,以庆祝“双十节”。这是邓丽君生前的最后一个中华民国国庆节。鉴于邓丽君关心在“求救”与“哀嚎”的大陆同胞, 并用歌声鼓励国军打回去,所以,二十年来一直有人怀疑邓丽君为中共谋杀。
   
   无论如何,正是中共让邓丽君以及她支持的民运志士有国不能回。多谢互联网,让我得以继承邓丽君遗志,声援大陆同胞抵制祸国殃民的共产党,并用德文讲解邓丽君以及她热爱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国。
   
   
   彭丽媛的角色
   
   彭丽媛生于1962年,比宋祖英大四岁,也早成为红星,但我上网后先注意到宋祖英,因为都认定她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搞权色交易。我写作《红星宋祖英》时提到她与彭丽媛等一个模子倒出。宋祖英是生长在湖南农村的苗族人,而彭丽媛父亲是中共党员,当过山东菏泽郓城县文化馆馆长;母亲家是地主,大舅追随民国政府到了台湾,属被共产党打成“黑五类”的家庭。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父亲被开除党籍,本是豫剧团演员的母亲被赶下舞台,因此,彭丽媛属“饥饿的女儿”,在歧视中长成少女。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共在内外交困和以“四五一代”为主的抗争中被迫放弃阶级斗争,大专院校恢复招生,“黑五类”也不再受歧视,彭丽媛才得以考上山东艺术专科学校。
   
   中共能够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用民国的自由大搞红色文艺宣传,靠编造“白毛女”等文艺节目,颠倒黑白,鼓吹斗争,煽动仇恨,诱导无数青少年投身违背天理人伦的国际共运。因此,中共夺取政权后,解散一切民间文艺团体,成立无数由共产党各级组织掌控的文艺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直接领导的总政歌舞团属级别最高的文艺宣传队之一。
   
   在大陆无论哪个行业,都被迫接受中共的领导,凡是崭露头角的文艺体育界的人才都会被加入共产党的各级组织。1980年,18岁的彭丽媛被选入中共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1981年她在演出时结识当时刚复校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该院致力于培养用民族音乐讴歌中共的专职人员,因此,彭丽媛被特许到那儿深造,一直到硕士毕业。
   
   彭丽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中共媒体吹捧的对象,然而被大陆人选为6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人物却是从未到过大陆的邓丽君。邓丽君14岁就辍学,但她30岁时在其专辑《淡淡幽情》中的解说和演唱就足以证明她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唐诗宋词颇有领悟,造诣不浅,我自愧不如,虽然我在德国获得哲学系文学博士学位。
   
   邓丽君为人谦虚忍让,彭丽媛却透露她在中共音乐学院“为了抢琴房”“打过好几次架,每次都是我赢”。或许会打架让彭丽媛没有像别的文艺兵比如白灵一样遭到上级性侵,与别的红星比如宋祖英相比,彭丽媛也很幸运。1986年她被介绍给离婚后在厦门当副市长的习近平。两人一见如故,于第二年结婚,婚后两地分居长达20年。但与邓丽君相比,她们都只能算中共奴与歌唱匠,借彭丽媛唱的一首红歌的歌名来说就是“党的女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机在大陆普及时,中共开始利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为大众洗脑。彭丽媛比宋祖英早上春晚,都是春晚的红歌主唱,上春晚的次数都至少20次。2004年彭丽媛在春晚唱《江山》时,背后的大屏幕播放的是毛邓江胡四代中共党魁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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