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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南海四代“改革”幻想的破灭——亲身验证中国35年人权倒退


   
   
   当年中共暴力革命,曾以民主自由,呼唤出一个民族的热情。然而,中共建制后,一党天下,背叛承诺,不仅拒绝还权于民,且不断大搞镇压异己的政治运动。当年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都亲身经历了那些荒唐的运动。这一代人,在幼小心灵里,就被“红色记忆”强制灌输,成为了被洗脑、污染了的一代。20世纪70年代初,我因充满“革命豪情”,主动上山下乡,“扎根兵团闹革命”,后因表现良好,1973年被选调到青岛工业战线工作,并很快被“培养”成为了车间团支部书记。然而,也正是那个年代,国内人民还填不饱肚皮,当政者却要发动“世界革命”而被排除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的积累,特别是面对“十年文革”后中国走向绝路的残酷现实,对“革命事业”的幻想便开始破灭。
   

   
   
   
   邓小平时代:从“思想解放”到“六四屠城”
   
   
   
   
   “文革”后期,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不久,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邓小平一派获胜,文革结束。官方相继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特别是“思想解放”等口号,重新呼唤出人民的希望,同时也这给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从“四•五记忆”波及而来的“西单民主墙及全国民刊运动”,恰好与我那个时期精神上的反思与骨子里的自由天性合流了,于是便激发出我生命内存里蓄积已久的潜能,驱策着我毅然告别了党的“培养”,全身心地投入了争民主、要人权的民刊运动激流中。从此一条充满荆棘的异见之路,便在我的脚下开始了……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我参与《海浪花》,主办《理论旗》和《民主志友论坛》,我又热情澎湃,充满幻想,竭力呼唤,国家推行民主改革。
   
   
   
   
   然而,1981年初春,借“四•五运动”流淌的血染红了顶戴花翎的邓小平,竟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接着又下达中共文件,将全国如火如荼的民间组织与民间刊物定性为非法,对全国民运人士大肆逮捕判刑。1981年4月12日,我也被戴上了闪亮的手铐,一年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定罪判刑,亲身验证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野蛮现实。
   
   
   
   
   在邓小平主政时期,政府从镇压“民主墙”,到“反精神污染”,再到“六四”开枪,党内从废贬华国锋,到逼退胡耀邦,再到罢免赵紫阳,邓小平骗去了所有人民的信任后,在反民主、反人权的道路上,一步一个台阶地下滑。1989年“六四”时期,邓小平竟对全国“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爱国运动,动用野战军和开动国家专政机器血腥镇压,比毛泽东时代的镇反、反右、文革的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四”后的中国,大批民运人士被监禁的监禁,出逃的出逃,一时进入万马齐喑的红色恐怖时期,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也陷于有史以来的最低谷。至此,北京长安街上坦克的履带,彻底粉碎了邓小平的开明改革派形象。中共当局的所谓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 等所有动员性的口号也都失去了意义。中国社会对中共可以自我“改革”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江泽民时代:从“政治改革”到全面镇压
   
   
   
   
   面对“六四”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一度盖过改革开放,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六四”后的主流。江泽民上台初始,面对“反腐败、反官倒”的民意,也不得不以“反腐倡廉”开局,试图缓和社会矛盾。当时,我被剥夺律师执业权利后,只能埋头从事在理论上解构传统意识形态的努力,连续借官方出版机构,出版了一系列倡导民主、法制与谈判的理论著作。时至1995年后,大陆政治气氛稍有缓解。首先是一场后现代意识与语话的文化多元性觉醒:无论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无体写作,到书法主义的无体式书写的流行,乃至新写实小说的传世,处处悄然展示出一种个性自由化对传统艺术价值乃至艺术语话的解构与颠覆。那种试图摆脱所以然框范的后现代文化的个性张扬,尤如民主墙时代的朦胧诗与星星木刻一样,最先撕裂了意识形态的围堵。
   
   
   
   也正在那个时期,著名民运人士刘晓波、王希哲、王丹也公开发表了一些呼吁书,如《反腐败倡议书》、《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等;刚刚出狱不久的陈子明、王军涛等,干脆提出组成民运人士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的主张。“六四”后被中共打压于地下的民运潜流开始浮现。
   
   
   
   
   我当时又有一种新的幻想与期待。恰恰这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我便不失时机地发出《葡萄美酒夜光杯—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呼吁结束阶级对抗,实现政治宽容,并影射“六四”镇压,呼吁军队“保守做人良知,决不为狭隘政治集团私利与意识形态而战”。也就是这封公开信,被包裹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为我公开出版的《赢:赢新格局》一书里,成为结论。
   
   
   
   
   然而,1995年6月,中共当局认为本作者的理论著述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威胁。为此,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出面,突然以“作者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下令在全国紧急查禁本人的所有著作,本作者也由此上了自由化人物黑名单,再次经验了江泽民时代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尽管后来这套100余万字的著作残遭封杀,但海外媒体却多有报道,如当时的香港《明报》以“牟传珩新著被查封,出版社大地震”为题,发表了专题新闻评述。
   
   
   
   
   然而,1997年2月25日,当江民在邓小平逝世追悼大会上呜咽地重提“把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坚持深入下去”时,当他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把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并提时,特别是“三个代表”的提出,让资本家入党时,国内一些人又开始有了新幻想,认为江泽民可能开启新时代。
   
   
   
   
   时至1997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由此推动了各地民运人士的沟通与活跃。当时全国各地老中青异议人士,都开始利用电脑网络,逐步恢复了联系。这年三月,北京徐文立、武汉秦永敏、香港卢四青,在海外公开发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主张建立独立工会,秦永敏还在徐文立的支持下,筹办起《中国人权观察》,用准刊物的形式,传达政治异议之声。紧接着“中国公民大同盟”便在中国大陆宣告成立。之后,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魏小涛联合推出了《公民权利宣言》,推动“公民运动”。而杭州王有才等率先发起筹建民主党,全国各地跟进,北京天津等甚至成立了临时党部。这一民运形势的发展,在当时被誉为“98民运小阳春”,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宪政时代来临。
   
   
   
   
   然而,江泽民面对中国民运从地下状态崛起的现实,竟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大镇压。当时中南海不仅视温和、中性的知识分子组织“中发联”为非法予以打击,将致力于和平、理性、公开活动,不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民间筹组民主党视为敌对势力全国抓捕,且把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众多善男信女视为洪水猛兽,全国围剿。2001年8月13日,甚至连我这个毕生信守“不沾官,不从政”,一贯奉行“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行为准则;弘扬“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新文明理论的作者,也因撰写了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而被违宪逮捕。我又一次亲身验证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改革”的欺骗性与人权形势的大倒退。
   
   
   
   
   胡锦涛时代:从“胡温新政”到执法黑社会化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极力打造亲民形象,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并在实践上推动人权、私产保护入宪。这被当时的社会舆论推崇为“胡温新政”,又激起了不少人对中共会有新思维、新政策的新企盼。
   
   
   
   
   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以醒目大标题:“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刊发了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接着中国大陆体制内的有关专家与学者,于2005年10上旬,静悄悄地聚会于不为人们注目的边远城市──兰州,举行了1次旨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研讨会。入会专家学者达成的公识认为:中国90%以上的民间组织(NGO)未获得国家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专家呼吁:“法律政策环境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 12月3日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头条新闻:温家宝总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的全文,当鲁斯兰问道:在您看来,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时 ,温家宝十分肯定地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不,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继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之后,接着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正”耀眼文章,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发,接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又全文刊发,之后各个网络媒体争相转载,引发网民热论,被认为是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此篇言辞大胆、泼辣的文章,出自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之手,有舆论猜测正孕育着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然而,我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因8篇理论文章被捕,却在“胡温新政”时被继续久押不决,致使本案多次程序违法,仅两审法院就超期羁押了我15个月之久,才荒唐到以青岛市委“审读意见”为主要依据,以我主张“放弃社会主义”为主要“罪证”,处以三年有期徒刑,附加剥权五年,再酿了21世纪中国,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
   
   
   
   
   更为恶劣的是, 就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大谈“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先生与张祖桦先生,却因2008年发表《零八宪章》,提出修改宪法、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19项温和的建议,被官方视为大敌当前新动向,极其荒唐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抄家、传讯与刑事拘留,继而又在全国各地对签名者以同样的罪名传唤骚扰,招致国内外舆论大哗。“胡温新政”时期,更继续抓捕法轮功学员和审判民间异议人士与民间维权领袖。如高智晟、胡佳、郭泉等等。“胡温新政”最大的贡献就是,因重判了刘晓波而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异见人士”的诺奖获得者。特别是当互联网上出现中国“茉莉花微笑”散步呼吁以来,国内人权状况极端恶化,当局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作家及记者、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一般上访民众的打压,甚至采用了黑社会手段:非法绑架、带黑头套和酷刑折磨。如高智晟、胡佳、艾未未、藤彪等许多异见人士,都亲身亲历了周永康带领下的政法机关黑社会化的严酷事实。至此,民众中对“胡温新政”改革新期待的信誉彻底崩盘,以至于全社会发出“改革已死”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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