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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政治株连


   一人犯罪,家族成员也受牵连、受惩罚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体制下长期盛行。秦始皇的《焚书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规定,“族”就是满门抄斩的族刑。族刑制度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尚书》,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令中就警告部下,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族刑有三族、九族之分,解释不一,具体适用时相当随意。最凶残的,当属明初大学者方孝孺一案。方孝孺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灭了“ 十族”,株连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门生,罹难者达870多人。族刑连坐制直到清末变法时才被废止。
   
   但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采取株连做法,如臭名昭著的顾顺章灭门案,周恩来亲自带领“红队”将顾家的亲属十几人全部勒死。1949年建立一套远超传统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之后,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土改、文革等历次屠杀和政治运动中,把株连做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制造了空前的人间惨祸。文革结束之后,阶级斗争思维、蔑视法治人权的一贯手段并未彻底结束,尤其针对被列为政治敌人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株连亲友甚至未成年亲属的做法,数不胜数。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株连邪风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西方各国法律几乎都有类似“近亲属作证豁免”的做法。但中共历来以政治压倒人伦,主张所谓“大义灭亲” ,数不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亲属被以“包庇罪”等罪名抓捕和判刑,或者被迫出庭提供不利于亲人的证词。
   
   2005年我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调查临沂暴力计生事件,发现存在着极其普遍的株连。费县村民房钟霞,因躲避强制流产,她的亲戚被抓了22口,包括3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有的乡镇不仅株连亲属,而且株连邻居,甚至实行全村连坐。我在《临沂野蛮计划生育手记》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情况绝非临沂才有,在全国各地执行计生政策的过程中都普遍存在。
   
   挺身而出揭露计生暴行、帮助村民维权的陈光诚被构陷入狱,遭受种种非人虐待,他的家人在监狱外同样受尽折磨。妻子袁伟静和孩子多年被软禁在家,与外界彻底隔绝,并多次受到野蛮的殴打。光诚的妈妈和他的儿子来北京住在我家, 2006年6月19日在我家楼下被秘密警察绑架并带回山东。他的女儿陈克斯上学一度受阻,经争取后虽被允许上学,但要看守接送,并且在学校建立岗亭对克斯进行监视。光诚一案,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公民前往声援,留下了政治株连的大量见证。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全家人经常受到软禁、人格侮辱、强制带离、跟踪和骚扰。实施非法监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里。 2006年11月中旬,耿和到市场买菜,国保们跟踪得很近,稍一理论,国保就一巴掌打过来。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一颗,满脸是血。 高律师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偷渡,逃离魔窟,流亡海外,一个家庭就像这样被活活分隔。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完。很多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其家属无法得到护照。吾尔开西的父母从1989年之后就被拒绝出境,26年多骨肉分离,未能与家人团聚,吾尓开西说:“如今父母年老多病,但作为人子却连见面都不能,比在狱中受刑更痛苦。”
   
   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摄影家、画家刘霞就一直被中共软禁,与外界隔绝,网络、电话等各种通信手段被断,每周只准在监控下外出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长期的软禁、威胁给刘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中共如此虐待刘霞的唯一理由就是刘霞是刘晓波的妻子。即使在国内国际持续的抗议之下,当局至今仍未解除对刘霞的非法软禁。
   
   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和女儿也经常受到软禁、跟踪和骚扰。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阳先后两次入狱 22年之久,被折磨得失明失聪,他被关在棺材大小的囚牢不下二十次,没有灯光和被褥,虱子、苍蝇满布,只能或坐或卧,为时最短1个月,最长3个月,他的身高从1.82米萎缩至1.73米。李旺阳2012年6月6日离奇死亡后,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至少三次遭到强迫失踪。 71岁的资深记者高瑜被指控泄露九号文件而获刑7年,当局同时逮捕了他的儿子赵萌用来威胁高瑜,在儿子被当做人质的情况下,高瑜被迫违心地认罪悔过,并上央视受辱。
   
   对维族、藏族、蒙古族的政治株连更加野蛮。
   
   新疆一些地方把“十户联保”制度作为维稳手段,实际上就是“让一切人监督一切人”。身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族记者肖赫来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当局报复,三个兄弟均被关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5年。多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维族民主人士热比娅,曾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被判刑8年。她流亡海外后,她的两个儿子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和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热依木以“涉嫌暴力抗法罪”被刑事拘留,其女茹先古丽·阿不都热依木被监视居住。中共曾托人给她警告说,如果她不担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她的儿子会轻判,否则将重判。结果,2006年11月26日热比娅被选为主席,第二天她的一个儿子就被判刑7年。
   
   2013年11月2日,维族学者伊力哈木教授开车带妻子及孩子外出时,被跟踪的国保驾车冲撞及恐吓。伊力哈木说:“他们下车抢我妻子的手机,把里面的照片删除,也抢我的手机,很明确的说是故意撞你的车,当时他们有三个人,还威胁我说‘撞死你’,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这几天接受媒体采访,你不知道说了什么吗,你心里清楚。我说,你不知道车里面有小孩吗?难道我接受媒体采访,你撞我的车就有理啦。他说我还要撞死你呢,‘我撞你全家’。”
   
   2009年至今,境内至少有142名藏人自焚,要求基本自由和人权,要求当局准许达赖喇嘛回家。而很多自焚者的家属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监狱。2012年8月7日,27岁的卓嘎措在甘肃合作市合作寺自焚身亡后,当局利用金钱强迫他的丈夫承认是夫妻纠纷问题,但卓嘎措的丈夫拒绝接受,被当局拘捕;同年10月6号,27岁的桑杰嘉措在甘肃合作市多河寺自焚身亡后,当局要求其家人在一份关于“桑杰嘉措是因夫妻关系不和而选择自焚”的文件上签名,并声称如果签名,将会给家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但遭到家属的拒绝。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达扎寺镇妇女贡觉旺姆于2013年3月13号自焚身亡,当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玛嘉向外公布他妻子是因夫妻关系不和才选择自焚,被拒绝后,当局立即将卓玛嘉拘捕,后来竟以“故意杀人罪”将其判处死刑。
   
   蒙古族著名良心犯哈达,其妻新娜因经营的蒙古文化书店被判刑,哈达的弟弟也被监禁,儿子威勒斯被安上不同的罪名数次被拘留或判刑。
   
   未成年人也难逃政治株连的魔掌。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015年10月发布报告《维权律师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么?》,列举了一些维权律师的孩子受株连的事件。报告总结说,“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如押送上学)、禁止与外界通讯、骚扰(如重复传唤)、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击方面,则包括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殴打或被警方带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师的未成年孩子都亲眼目睹父亲被殴打、被辱骂。
   
   高智晟的女儿格格,在北京一度被禁止上学,由于长期无法和外界沟通,又不能上学,格格的精神几乎崩溃,多次自残。后来上学了,也是在严密监控的条件下。格格回忆道:“当时我只有13岁,老师在上课时警告全班同学,耿格家里有一个政治犯,和她说话会有进监狱的危险。……国保时不时的会在全校面前打我,他们一般挑吃饭时间,几千个人都在操场上面玩的时候打我。我变得非常不自信,跟别人说话也不是很敢抬头,因为我总有个阴影挥不去,我感觉我抬头了警察会打我。”
   
   郭飞雄入狱后,广州办案单位威胁他,“我们不会让你的儿子上小学的,也不会让你的女儿升初中的。”结果是,郭的儿子杨天策失学一年,女儿杨天娇上初中也受到刁难。安徽的政治犯张林89年之后5次入狱,至今仍在狱中。而最近一次入狱,直接原因竟是为女儿争取教育权利。10岁的张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学时被四个不明身份的强壮男子从小学带走,在合肥市琥珀山庄派出所单独关押3小时,期间遭警方不人道对待,其后不准她回该学校上课。这引发了众多维权人士都前往关注过的“小安妮事件” 。
   
   著名人权律师王宇之子──年仅16岁的包卓轩,在父亲陪同下准备前往澳大利亚留学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绑架,其护照被没收、电话被抢走。被强行带到天津后,数次遭到国保的暴力殴打。10月初,包卓轩因无法忍受当局持续的监控、恐吓及骚扰,在另外两名维权人士的协助下试图离开中国,被中国当局从缅甸带回内蒙,进行严密软禁。锋锐律师事务所另外两名律师的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同样被破坏:于合金律师的儿子、刘晓原律师的儿子都被拒绝给予护照。目前仍处被失踪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其15岁的儿子、5岁的女儿被禁止离境。
   
   我个人也有类似遭遇。201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做访问学者,我准备全家一同前往。但临出发前,太太和女儿从深圳前往香港时被阻拦,无法出境。后来又从天津试图离境,再次在机场被阻。问原因,回答是:“你们自己清楚。”数次交涉无果,家人团聚看起来遥遥无期。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冒险偷渡。这事叙述起来很简单,但8个月的骨肉分离、毫无预期的等待、被剥夺自由的羞辱、偷渡的惊险以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其中的痛楚。
   
   中国拿政治犯、良心犯的亲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属做人质进行要挟,实在shameless。它的喉舌们反诬海外势力拿未成年人家属做政治筹码,岂非无耻之尤?
   
   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和其他多数维权者一样,我经历了被吊销律师证、被停课、被开除、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和被关押,每次都愈挫愈勇,即使连续两个多月遭受肉体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溃。但当国保拿我的两个女儿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就面临极大压力,被迫写下悔过书、保证书之类。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了。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特务们也自然清楚这一点。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他们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至于法律、程序、人性、尊严,统统都不在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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