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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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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有什么资格给胡耀邦做冥诞

    2015-11-24

   

   胡耀邦冥诞生一百周年,习近平高调纪念,无非是抓个死人为他站台。其实想想,习也是怪可怜的。在他之前的历届党老板之中,又有哪一个不是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的累累罪恶之徒?反复权衡之下,似乎胡耀邦、赵紫阳两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多少人性尚存一点。

   赵紫阳死后,在多伦多举办的追悼会上,本人曾直截了当地说:“共党里面无好人,尤其是爬到了高位上的人。如果不是犯足了罪恶,是爬不上去的。赵紫阳能从一个普通小党员,一步步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正是因此。我来参加这个追悼会,是因为他反对六四大屠杀。这反映出他在党性之外,尚有一丝人性并未泯灭。否则,他在我的眼里,仍旧是个罪犯。”

   赵被软禁了十几年。由于根深蒂固的党性使然,最终仍没能认识到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实质。看起来先入为主还是有道理的。对这种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很难的。

   说到胡耀邦,我还见过他一次。那应该是1964年夏,据说是由团中央举办的青岛夏令营。胡耀邦去了这个夏令营,并呆了几个小时。本人当时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把这位团中央书记当回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个子矮小,长得并不好看,且又说话时口音浓重,使人听不明白。至于他是如何爬到邓小平之下,全国人民之上的经历,本人不清楚。

   但对于那场文化大革命,本人是一天都没能缺席地经历了那十年半的黑暗、残忍和恐怖的每一天。家父的彻底平反,则又是在文革宣布结束后的两年后。活着熬到了而立之年的我,听到也看到了胡耀邦为文革中受害人全部平了反,为地主、富农摘了阶级敌人的帽子。再后来,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去少数民族地区,也知道了胡耀邦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那几年,人民仍穷,吃饭仍限量,但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洋溢在全国。

   如果说我和我的全家因此感激胡耀邦或共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一介百姓,劳动挣钱吃饭,却还要忍饥挨饿,我们都默默地忍受了。我们没得罪共党,凭什么被共党不明不白地整了十二年?平反了,不平之气暂时消了,但对共党的仇恨却深深地种在了心里。

   再后来,限量供应的票证取消了,人民脸上的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逐渐消退了,共党的本性却又猖狂起来。人民被捆绑了三十年的手脚稍微放松了一点,财富就被创造了出来。共党急不及待地表白,那是它的英明正确。老百姓不打算与共党一般见识,所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紧接着,共党搞官倒、贪污了。老百姓睁一眼闭一眼,因为知道共党匪性难改。私下里议论议论,又成了大罪。于是,跳出个党内理论家邓力群说要与人民理论理论,其实,那只不过是共党内部的火拼,导致胡耀邦下台了。那几年由于没有昏天黑地的运动,人民也没有被屠杀和镇压,肚子也能吃饱了,于是头脑中有青天大老爷和救世主意识的中国人为胡耀邦抱屈了。人民忘记了自己自然的本能,胡耀邦便成为了圣贤。否定了文革,为受害人和所谓的阶级敌人平反摘帽,只能算是兴利除弊的举动,距离圣贤路还很远。不过,倒也显示出中国人的厚道和知恩图报。

   如果习近平打算利用胡耀邦的牌位为自己做虎皮的话,只能说明做了党老板的习近平根本不懂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胡下台的罪名是“背着中央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这里的“民主化”,其实是夸大其词。提出民主和反专制的是民间。共党在1984年的宪法中明确了四个坚持,这又是共党在惹起众怒。

   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前三十年共党的为所欲为所犯的罪恶,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启蒙运动。可是,发起人都被共党抓捕判刑。共党不敢公开去批判民主,于是让邓力群搞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旨在否定人的自由精神、自由思想,打击为民代言的自由主义者,目的是让人民老老实实地做奴隶:能做吃饱了饭的奴隶就该知足了,不能再有额外的要求。

   在胡耀邦的意识中,或许或多或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从他不知什么时候说出的一些话中,可以推断出来。例如,他反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这就是提倡人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有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有独立思想的能力。

   例如他曾说:“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为之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这句话应该是他长期浸淫在共党内部黑暗中,切身体会到的肺腑之言。

   在共党这个体制内,无论爬得有多高,官职有多大,其实仍然是个奴隶。既是他上司的奴隶,同时连同他的上司在内,又都是更高的上司的奴隶,最终都是党老板一个人的奴隶。共党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奴隶社会。大小干部们看似是奴隶主,其实他们个个既是奴隶,又是奴才。

   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前期,这三个人都是邓小平的奴隶。毛泽东死前,邓小平是毛的奴隶。毛死后,邓小平终于当上了和毛一样的唯一的大奴隶主。奴隶主是从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视人命如蝼蚁,就必然是奴隶的结果。

   1958年大跃进时,当时的模范省是河南省。省内的民众无论是种田的还是大练钢铁的,人人背后缝着一组数字的号码。原因是毛泽东当时打算取消人们的姓名,代之以号码。中国人冲它喊了几十年的万岁,又唱了多少年的爹娘都不如它亲的歌,可它从来没有把人当做人来对待。这一幕一幕的情节,胡耀邦是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凭借着他还多少保留了一点独立的人格,否则是说不出这句话的。

   有人在文章中介绍说,胡耀邦始终坚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主张,并且认为“藏富于民”,“让人民先富起来”,应该是当政者的第一要务。如果这些都是属实的话,那么出于那一潭污泥浊水中的胡耀邦还是有可敬之处的。

   可是,如果习近平打出胡的牌位是为自己搞个人独裁而收买人心的话,习就再次地表现出他的无耻之极。习是个思想意识已经完全僵死了的人,面对中国大陆上的种种现实,顾左右而言它,不识时务,逆民心而行,就是必然的了。什么是习近平的思想意识,我们可以给他定性,就是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但我们又可以断定,习并不懂得马、列、毛的观点的实质。

   胡锦涛的一句“不能改旗易帜”的话,习是记住了,并且坚决地执行。原因很简单,改什么旗,易成何种政治制度,习完全不懂。习的理想社会就是毛泽东极权家长式的个人独裁下的社会。毛泽东都没有定出妄揣圣意的罪名,习近平却定出了“妄议中央”的罪名。

   殊不知时过境迁,民心早已今非昔比,可习近平却飘飘然,得意地过着“不知有汉,焉知魏晋”的桃花源中的日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想必他也没读过,更不知那是国泰民安的桃花源,于是才能不问世事。

   面对着国内激烈的重重矛盾,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天文数字的内外债务,农工商三大行业的破败景象等等现象,习也仅仅是唱唱深化改革的老调,却提不出任何具体可行的方法、办法。他心情悠闲地去俄罗斯谈谈普希金、陀斯俀耶夫斯基;去美国谈谈马克.吐温;去英国聊聊莎士比亚。这些文豪的著作,习实际上读过没有,则又要另当别论了。

   靠着子虚乌有的卖弄和毫无根基的出风头,便以为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又在国内取得民心。在已经被世界列为公敌的共党理论中找活路,就更是证明了这个人毫无独立人格,当然也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依仗着自己是太子党,所谓的根红苗正,便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了。殊不想想,那个英雄的老子,其实就是个奴隶,是被主子随意整治着玩的奴隶。

   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习仲勋就是个被整的对象。没有被整死,已算万幸。谁知道进城当政后,他又被当做一文不值的奴隶挨了十几年的整。他立下的功劳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但他的功劳却是帮助建立起一个在和平时期杀害上亿平民的极权政权。那就不是英雄,而是罪人了。

   且无论是英雄还是罪人,习仲勋自己也毫无例外地与广大的百姓一样,被奴隶主任意地往死里整。也如广大的被整的百姓一样,死里逃生,庆幸小命犹在。为民造祸的是英雄,他们的后代难道不该反思?不该另辟途径,以适应民意天心,代父辈赎罪?但是痛饮狼奶又被洗了脑的人,也就只好如此了。继续以罪人为英雄,如此的后代好汉必将做下比父辈更大的罪孽。

   习近平对国民的钳制、打压的种种做法,堪称是这后三十年之最。六十多年身受共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究竟还有多少忍受力再去承担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的高压?从另一个角度去讲,习近平又有什么把握或能力,为实现他个人的意愿而使十六、七亿的中国人心服口服呢?如果中国人民不能顺从习的个人意愿的话,习又将使用何种办法去驯服国民呢?

   习已经在使用暴力了。当暴力恐吓不住国民时,习又该怎么办呢?只恐怕事情到了那一步的时候,习所考虑的会是如何保护自己了。或跑、或藏。但英语中有一句俗话是:You can run but you can't hide. 意思是,你可以跑,但你躲藏不了。也就是说,总会找到你的。

(2015/11/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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