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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毛主義


   本欄編者注:此中文版譯自英文,作者是美國人。值得指出的是,僅從此篇中譯文裡,不見作者提及中共對這些法國毛主義組織的幕後支持。據法國歷史文獻所記載,諸毛主義組織曾獲中共在財務等方面的資助。此外,譯者對指1968年5月事件,英詞revolt在不同的字段裡使用褒貶義不同的漢語詞“起義”和“暴動”,對一些不熟悉法國政治和歷史的讀者可能導致誤解。編者對譯文所注的筆誤(因網絡技術問題?)英文專詞和法國人姓名作了修改,更正為法語詞。( 2015年11月12日 )

   
   
   作者:貝樂登·菲爾茲

   
   
   張振成 譯 王生根 校

   
   
   概述

   
     本世紀用年代激進化引人入勝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現了毛主義,一種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毛主義。本文探討的類型是法國的毛主義,即文中所稱的“ 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 Anti-hiérarchie du Maoïsme );它植根於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植根於法國的政治現象。雖然在美國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國的讀者卻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們都是從經驗中學習的,既學習自己的經驗,也學習他人的經驗。國家的獨特性不應該使人認為一種鬥爭的相關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種鬥爭的某些方面的確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沒有這種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這需要以知識作為前提條件。換言之,狹隘的地方觀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被壓迫力量的本質,就個人、文化、政治的錯綜複雜以及解放鬥爭的標準提出了基本的問題。你可以不接受這次政治運動的立場或行動,但你必須承認這些議題具有跨國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這種奇特的毛主義經歷也可以為60年代及那以後在法國湧現的一些傑出理論著作增加一點“ 生氣 ”。薩特( Sartre )、勒菲弗爾( Lefebvre )、阿爾圖塞( Althusser )以及福柯( Foucault ),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有某種關係。薩特是一個尤為重要的人物,因為他直接並持久地參與了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團體中最大和影響力最久的活動。
     
    法國的左派力量雖然在歷史上一直很強大,但是它仍然擁有在西方世界裡也並不遜色的不平等經濟結構。階級分歧很深且隨處可見。不過,法國資本主義的犧牲品並不僅僅表現在國內;因為法國就像美國一樣,在軍事上表現得十分積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軌道裡。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法國曾經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終以1954年奠邊府的失敗而告終。1956年至1962年,法國再次捲入戰爭,想使阿爾及利亞成為它行政管轄區的一部分。法國將它的軍事實力從當初在西非擁有殖民地的時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過,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是不同的,不論在由誰來打仗還是在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的影響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有明確決定不允許徵用本地士兵;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卻是可以在本地徵兵的。印度支那戰爭對國內政治體系並不構成真正的威脅;而阿爾及利亞戰爭卻導致了第四共和國的垮台和戴高樂領導下更為專制的第五共和國的形成。它還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學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專制政權和學生之間的衝突在1962年戰爭結束之後仍然繼續。阿爾及利亞戰爭成了60年代更加廣泛的青年激進運動的主要刺激因素。這場戰爭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結構喪失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比如說教育體系,開始被看成是一個輸送年輕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輕人輸送到軍事官僚機構,去打那些帝國主義的戰爭,或是把他們輸送到公營或私營的資本主義官僚機構,在壓抑的壟斷體系中變成一個勉強維生、無足輕重的螺絲釘。這種對自己命運的無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過時對人的桎梏,在激進的青年中產生的感受遠不止是對整個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這種異化擴展到傳統的左派政黨,戴高樂主義者也未能例外。因為正是在一個社會主義者高·莫萊特的領導下,才真正開始了阿及利亞戰爭。為了控制蘇伊士運河,1956年首相莫萊特還與英國和以色列一起進行了干預。於是,莫萊特的黨 -- 社會主義法國國際組織( SFIO ),今天社會黨的前身 -- 就公開站出來鼓動青年不僅要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共處,還要加入這個國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義軍隊中去。即使傳統的反殖民主義的共產黨也有了污點,因為它的議會代表團投票同意給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以緊急權力,還投票同意了戰爭期間的軍隊預算。此外,黨的領導人還放棄了激進的反戰運動,因為那被認為是冒險主義的策略。
   
     激進的青年也因此與這兩個黨疏遠,被引向其他的組織,如反戰運動的主要力量全國學生聯合會( UNEF );社會主義聯合黨 -- 這是一個新黨,由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天主教馬克思主義民主黨和激進社會主義者創立;以及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 UEC )。盡管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關係,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在1963年至1965年間實際上是由一幫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所控制:不斷滲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受意大利更有獨立思想的共產主義者影響“ 陶里亞蒂主義者 ”,以及毛主義者。
     
    首先是在對付反戰示威上,其次是在對付教育問題引發的示威上,戴高樂主義的政權使用了更明目張膽的鎮壓措施。大規模警察的武力不僅第一次被用來對付工人和窮人,而且被用於對付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的中上層和中產階級的子女。為了限制合法的反對派活動的范圍,戴高樂主義政權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組織的違法活動。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就是這種違法活動的一種,他們拒絕了那些掌權的人對“ 合法性 ”的限定。
   
     帝國主義戰爭,非合法化,壓迫和激進化,所有這一切表明,法國和美國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國有一個廣泛的歷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義者這樣的一些運動既反抗資本主義,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經建立的左派政黨對工人階級控制。與美國不同的另一點是法國的工人階級中有著很廣泛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烏托邦主義的本上傳統。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對工廠的控制權的大罷工中有力地表現出來。
   
     這一傳統以一種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義的一個方面,即提出這樣一種怀疑:不管一個組織為了大眾利益多麼有獻身精神,它總會有一種把組織利益與大眾利益混為一談的不良傾向。這與法國傳統的一個重要來源 -- 盧梭的見解十分相似。他曾認為,如果需要,行政的結構應該從群眾中找到方向,應該向他們負責。在毛澤東的語言裡,這被稱為“ 群眾路線 ”。‘ 群眾應該向黨學習,‘ 這是列寧的模式;到了毛澤東那裡,這一模式就被改變為黨向群眾學習,對群眾負責。這裡的群眾指的是中國農民階級。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所代表的群眾意志迫使行政人員、教授和官員回到農村和車間,以重新加強政府與群眾的聯繫。這非常符合法國本地的激進的傳統,為反對特權的毛主義提供了靈感的源泉。美國既沒有一個反對等級制度的激進傳統,也沒有一個有很大的特權的左派黨。美國的毛主義不是以反對這種黨的背景出現的,而是在組織鬆散的、基本上是反傳統文化的“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 ”的基礎上出現的。由於對“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 ”的這些特點及反傳統文化的社會環境的反應是否定的,美國的毛主義團體在結構上是等級制的,而在道德上則是“ 無產階級的 ”而非“ 反傳統文化的 ”。與法國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最相像的美國團體是“ 地下氣象組織 ”,但其指導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國主義思想,而不是具體的毛主義的方向。記住這一點,我們現在就可以轉入討論法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發展過程的具體方面。
   
   
   一、法國1968年前的毛主義

   
   1.法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喪失

   
     法國毛主義有兩個不同的來源,反映了60年代代與代之間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產黨,60年代早期是這個黨的困難時期。以主席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為首的領導層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者,特別是與陶里亞蒂領導的不那麼教條的、更“ 現實的 ”意大利黨的立場比較起來,這就顯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為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法國黨看成是僵化的、沒有學習能力的黨提供了依據。
     
    但教條主義並不是實用主義的反面。在國內,這個黨被認為是嚴重的實用主義,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雖然該黨一直堅持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但其議會代表團卻投票同意授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以特別權力,也同意了軍隊的預算。這個黨堅持戰爭應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嚴厲譴責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左派組織。實際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負責的示威游行。它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用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 與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爾及利亞在法律上是法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當然在黨內得到了貫徹執行,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 損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時,該黨並不希望出現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和中蘇的分裂。中蘇的分裂發生在1962年,正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的時候,青年反戰運動達到了高潮。中國把非斯大林化運動者作是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所採取的右傾修正主義立場。在他們眼裡,斯大林確實應該為暴政和樹立個人崇拜承擔罪責,但是斯大林實際政策的主要內容還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繼承者們對其修正主義立場進行自我標榜的一件外衣。
   
     法國黨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它既忠誠於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諾走世界最大的共產黨蘇聯黨的路線,現在,在這二者之間,法國黨完全被套住了。
   
    應該了解,在法國共產黨內,對斯大林的忠誠並不完全是從上而下強加於人的一種現象。對於很多普通成員,特別是二戰期間處於地下狀態的活躍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拋棄而後獨立對付希特勒的領導人,在那之後,他還是帶領蘇聯人民以高昂的代價抵抗納粹最後取得勝利的人。在很多所謂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都加入了維希政府之後,法國共產黨的抵抗和蘇聯在東方的抵抗有著相似的特點。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們尊敬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一樣。這種支持斯大林的基礎經常被忽視。60年代的年輕一代也很難明白這一點。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過二戰戰火,沒有以同樣絕望的心情期待過蘇聯在東方前線的勝利的美國人,更難以理解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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