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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之四(上)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之四(上)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接上期)
   四、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A、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
   接着前文之三的话说,中国经济的整个发生、发展,直至走向崛起的过程,是一个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而在这个充满艰难与曲折的斗争中,权力的相继“被腐败”、“自腐败”和“积极腐败”,是它之所以能够打破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遏制,而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由权力腐败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巨大力量推动的。而这种力量产生的作用和价值,用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即边际利润=边际成本)来看,无疑就是一种生产力。以此足以证明:中国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和同生共长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阳光、水分与植物的关系一样,凡是没有阳光、水分的地方,植物就难于生长、繁茂起来。同理所在,凡是没有权力腐败的地方,经济也一样发展不起来。以致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权力的腐败,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
   
   同时,在前文的叙述中,笔者通过一个个客观的事实证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成分的中国经济,是伴随着权力腐败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不断强大而强大,再随之崛起而崛起的。其中,既包括过去是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现在已“瘦身”降格为国民经济次要成分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过去一无所有,现在已荣升为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的私营企业在内,都是由于权力腐败产生出来的巨大成果和果实。因而它们的崛起,都是腐败的产物,而不是公平、公正和正义的产物。由此之故,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说,如果避开这一“腐败兴邦效应”不谈的话,就必然会坠入“英雄不问出处,“金钱不问来路”的丛林法则之中,成为“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论者。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者,都是这样的论者。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仅此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之一,而不是它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而笔者的上述分析,也仅此是对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不是经济学分析。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此,要弄清它为何得以崛起的关键之点和要害之处,只有从经济学方面去找。而依照经济学的分析,这个极为重要的过经过脉之处,就是中国经济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参与到了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并有能力进行竞争的。
   
   但由于这一问题,知识界至今依然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任何一个定见。唯有中国模式论者,对此倒是认同感极强,都把它一笔归结到“前30年为之奠定了基础,后30年把握好了机遇”之类的宏大叙事之中。似乎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党定”、“天定”的必然发展过程。而这,实际就是一种“中共特色”的历史决定论。而笔者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决定中国经济崛起的极为关键一步,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争相“自腐败”,而使数十万亿之多的国有资产,被集中整合到了少数人手中。进而为中国经济进入国际一体化的快车道,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以此足以见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少数人发国家之财,多数人利益受损害为代价换来的。
   
   在此,为了揭示中国经济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奥秘之处,有必要从历史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国家。长期以实行“重农抑商”,作为治国安邦之策。但即便如此,并没有抑制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而到明、清时期,陶瓷、刺绣、茶叶等商品的生产方式和规模,已经达到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通过古丝绸之路,远销到了亚欧各国。据国外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中国宋朝时期的人均GDP达到2280美元,占世界GDP的45%以上。而到明朝万历时期,人均GDP已经达到3460美元,占世界GDP的55%以上。虽然到了清朝同治时期,中国经济的GDP,再没有出现宋、元时期那样的高增长,但它的经济总量依然占世界的17%左右。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率,也仍然保持在7%以上,明显高于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
   
   为什么中国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商品生产和商贸活动,并创造出了比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却始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见地精深的论述;“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始终没有发展出来,原因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思想,由于中国家庭严格遵守父系结构,继承权只有男性家庭成员从沾的上边,同时父亲的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平分,在子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划分之后,每一个农人说能分到的耕地就越来越小,到最后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了。这种现象到20世纪还看得见。即使在富有的家庭里,继承权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家产在一两代入之后会坐吃山空,其结果是很少有中国名门望族像欧洲的贵族一样,偌大的家产经过好几个世代后,仍然由同一个家族所拥有。”(1)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在搞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方面,起步时间并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晚,却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原来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嗣平分家产的思想,影响和遏制了它的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是由于长子合法地占有了家族人的财富,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这一情况,却正好与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由少数人非法地占有多数人的财富,进而迅速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如出一撤。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国企改革这个天赐良机的话,那么,它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就是俨然不可能的了。也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用短短10余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同治中兴”到民国这100年间没有走到的富强路。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是权力的腐败,使它创造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奇迹。对于中国经济瞬间崛起的这一奇理斯玛现象,本文前面提到的旅美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学者胡平,在《“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现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89年更小》等文中,对此均有精辟的揭示,故不详述。
   
   而与此情况正好相反的是,那些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由于在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时,采取的是“明市交易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把国家资财与全体国民进行相对平等的分配。以此之故,如果从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角度看,无疑是大惠于民之事。但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此举就弊多利少了。尤其是对俄罗斯这个自古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结的国家来说,就更不利于它实现瞬间咸鱼翻身的的梦想了。因此,当它实行“休克疗法”和“无偿私有化”的转轨经济政策,把庞大的国家资产化整为零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陷入了萎缩停顿,徘徊不前的泥泞之中。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出现任何高速发展的势头。至此,倘若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着的一个“国家机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是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而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却学习、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模式”。所以,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经济,之所以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和帮助下,依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这样的高增长态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或者换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没有能够快速成为繁荣资本主义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理论不当,是完全没有对症下药。因为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只是一种指导和帮助那些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国家,如何建立稳定、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大多数苏东剧变之后的转型国家,在开始进行经济转轨时,所采取的就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也就是在将国有资产进行“化公为私”之时,兼顾到了“起点平等、交易透明、规则平等”等方面的社会道德因素。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后,都变得就像中国古代大家族被“平分家产”后“富而不强”的状况一模一样了。因而,也就失去了生产集中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即便它们后来无论采用什么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强壮起来,腾空而起的。由此可以进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盲目质疑与诘难,与他们对中国模式的盲目赞赏与认同一样,都不是客观求实态度和理性精神的反映,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
   
   B、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产生的政治原因和根源
   
   到此回顾前文各章的主要叙述,实际归总起来只有一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权力由“被腐败阶段”,走向“自腐败阶段”和“积极腐败阶段”的一片欢歌笑语声中崛起的。或者说,是中国经济在权力腐败的月拱星托之下,就这样崛起了。而后,一个由西方进口转内销,再转身销往世界的“中国模式”,也就这样崛起了。再进一步说,是一个带有后极权体制特征的“中国模式病毒”,就这样产生和蔓延开来了。并试图影响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发展格局。因而,笔者后面述说的问题,就是追寻这个“中国模式病毒”为何产生,何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及其过程。
   
   毋庸讳言,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几乎是从苏联那里一锅端来了斯大林那套以党治国的专制体制。而这套体制,实际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卡尔.A.魏夫特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升级版。当然,也可以说是穿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外装的“秦政制”。但它比“秦政制”更严酷与邪门之处,是随之建立了一套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管制体系。因此,这个斯大林创建的党国体制,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一个权力绝对化的专制体制。而专制体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不是“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自身无法打破的因果循环: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专制;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直至灭亡。而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对谈时,两人所讨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其中,苏联这个老大红色帝国”的“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历史的生动证明和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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