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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借问何清涟

   


   
    GT:借问何清涟

    黑匣子主义认为,毛共匪帮伪政权本来就是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阶级全面专制的痞子政权,从“土改运动”开始的一系列运动也都无不是痞子运动与黑社会运动,咋会有轮到你何清涟今天才发现“鄉村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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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推进民主自由 扼止独裁专制 维护人类尊严 实现世界大同★
   
   【附件】

   

   
   鄉村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

   

   
   ——中國鄉縣社會生態(2)

   

   
   何清漣

   
GT:借问何清涟

   鄉村痞子化這一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政治生態的關鍵,縣政府是鄉(鎮)、村的直接管理機構,縣級政治生態則是鄉村政治生態的高級版。
   
   湘北紅鎮:鄉村社會痞子化的一個樣本
   
   《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對自己在湘北紅鎮的田野調查的一份簡略介紹。作者揭示了一個事實:大量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出一條食物鏈,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取傭金的統稱之為“吃血飯”。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裏,由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
   
   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紅鎮裏“大混混”賭場老板、高利貸主們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紅鎮一些村民在發生鄰裏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時,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裏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男生做鄉村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紅鎮調查寫道:紅鎮中學教師黃某某在這個學校當了6年老師,教過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幾個是通過學技術就業,其余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臺詞很明白,那就是“賣”——對於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並沒有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2013年9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布《女童保護研究報告》,稱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94%,施害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
   
   紅鎮調查作者指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家庭社會化教育,從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中脫離”。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合計將近1億,幾乎占中國人口的1/14,是農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麽影響,紅鎮的情況至少算是一種類型。
   
   紅鎮調查的結論因為借用了社會學語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滿矛盾的陳述:比如“具備一定自制力的紅鎮‘混混’形成了一個相對隱性的社會。這個相對隱性的社會一方面因為對村莊社會秩序的侵蝕,而顯性地呈現於紅鎮社會當中,另一方面又由於與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隱性地存在於紅鎮社會當中。”這段話實際上想表達的是:隱性社會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的社會秩序,並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國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勢力大的黑社會組織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當地社會這一現象。
   
   鄉村社會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計有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自治縣。縣級政治的劣化,一是體現為家族政治,二是體現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系。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系,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余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 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 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今年5月,一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不脛而走,文章稱:“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裏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板,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況推論,那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當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勢力。
   
   這三種勢力當中,公安局“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是縣城裏面唯一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因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頭目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有關連,公安系統更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黑社會組織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國家、港臺地區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這些黑社會有自己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黑社會組織之間因競爭關系,有血拼。在血拼過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一般情況下,由於黑社會組織的保密規定,不會供出後臺人物,它們在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因此會安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我2007年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系》中,根據中國各地黑社會消長情況所分析的並無差別。在中國縣級政治當中,官黑之間的關系模式已經固化,成了一種政治生態。
   
   對這種畸型的縣鄉政治生態,生活於其中的人已習以為常。2013年中秋節期間,江西萬載縣農民汪金亮拍下當地多人去縣長家送禮的場面,結果被當地公安以“破壞政治生態”為由抓捕。論者嘩然,認為此罪太過離奇,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離奇正好證明當地價值觀已經扭曲到以黑為白,以非為是,將這種權錢關系視為政治生態。
   
   不少農村出身的知識者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面非常廣,從基層組織到人際關系,從鄉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淪喪(從生產有毒食品到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因此開始回憶民國期間農村社會的鄉紳自治,討論重建鄉紳制度的可能性。
   
   鄉紳自治並非一種獨立的政治形態,它附著於王朝時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舉制以及退休官員致仕等制度;其經濟基礎是封閉性的自然經濟,人口流動極少。這種制度在民國時期已成余暉。經歷過中共的邊緣人革命與鄉村痞子化,如何將痞子流氓改造成紳士,恐怕是個無法完成的艱巨任務。
   

此文于2015年11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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