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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我为什么反共?

   来源: 析世鉴

   当我正卧病榻的时候,一位朋友送来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这份刊物以相当的篇幅,报导五四运动纪念将近,共党趁势又逼害大陆学人的情况。其中有一则北平通讯,提到金岳霖先生新近所写《自我检讨》的文字。在这篇文字中,金先生有涉及我的地方。他于“检讨”他底“思想”后,接着说:“像现在逃向台湾,反抗人民的殷福生,就是由我一手培养成功的反动分子。”

   聊聊数语,读后使我发生难言的感慨。弃去刊物,我躺在床上,思绪起伏不已,打破了两个多月来我精神上的宁静。

   金岳霖先生是我底老师。虽然我现在已不是个新实在论者,但他是我初期的思想之播种者。

   他对我底影响是怎样的深远,由此可见。关于我底老师,除非我在将来写中国思想之现代化史,我现在不拟多说什么。他对于中国思想之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in China)底努力和影响,他之把中国年青学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引上正路,他之介绍剑桥底解析学风,已有确定的历史地位。凡此等等,俱不是那个凭造乱起家的北大旁听生毛泽东及其爪牙藉人身迫害的外在办法所能毁灭的。我与我老师睽违,物换星移,已十度秋了。照我自己看来,我没有什么言行值得引起共党注意而要利用我老师之口来骂我。这几天来,我底脑筋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打转。

   实在说来,我并不是金先生底“得意门生”。他底得意门生,应数沈有鼎先生。沈有鼎先生底天才是那样卓越。还有王浩。王浩在逻辑上的成就,直到目前为止,在整个东方应算第一人。他发表的论著之多,已经引起国际逻辑界之注意,虽然东方号称弄此道者很少知有其人。我呢?十年以来,鬼混唐朝,无论事功学问,毫无成就可言。像这个样子的一个不肖学生,那里还值得一提?

   自从“逃向台湾”以来,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与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个地方对于我是陌生的。我像一个孤独的行脚僧,这儿的人不悉我来自何方,从制造方帽子的机构一直到看来似乎很积极从事于什么的群组,根本没有将像我这个样子的书生算在帐上。我作一枚渺不足道的“人之患”以糊口。只差一点儿我没有成“无业游民”。像我这样渺不足道的人,在反共基地如此可被忽略,而居然没有逃过共党视线,被目为胆敢“反抗人民”,真是令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

   保有私人财产,共党认为是一种原罪。但我没有财产可供“清算”。我家的财产,随着五十年来中国底剧变,早已荡然无存,勿劳共党仁兄高抬贵手。我从南京带出的,祇有一点残书和几套“洋服”。这几件行头,又瘦又小;随着年岁增加,有的袖口长了胡须,裤脚生了毛;有的则钮扣潜逃无踪,衣缝老是爱闹分裂,很不合作的样子。这些货色,我想我底小同乡林彪不要“共”;我底大同乡毛泽东更是看不上眼。至于我底书呢?说它们是数学吧,又少一二三四五;说它们是哲学吧,又没有“唯心”,“唯物”这些皇皇字眼。不管它们是什么,在毛泽东们看来,一概是“资产阶级腐臭的学术”、这些书籍,装订太硬,不便应急,他们拿到的话,只会捣碎,再制纸浆。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共党起心思的地方。

   我既不是什么“员”,又不是什么“长”。我没有任何权利可资保卫。除了可随时搬动的一席卧榻以外,我没有一寸土地。当然,这样的脚色是不配同八路争江山的。

   想来想去,如果我有一点不能令共党去怀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我反共,恐怕尤其是我反共的理由与许多人不尽相同。共党藉我老师之口骂我是“反动分子”。“动”与“共”是谐音。如果将“反动分子”轻轻改为“反共分子”,我倒是乐于接受的。咱们楚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的确是个反共分子。十几年来,我反共的态度鲜明,毫不掩饰,毫不晦涩。我写过许多反共的文章和小册。而且,就我底记忆所及,我彰明咬着反共的时候,正是某些人士恐共、避共、媚共的时候。但是,假若从个人功利主义的观点着眼,我这十几年的反共历史,大大值不得效法。我反省自己,我目前反共的理由和情绪,随着我底年龄之增加,比初期的阶段,深切得多,深藏得多。可是。我底反共理由变化到了现阶段,与似乎得势的群组所播散及其希望在人众之间流行的理由颇不相同。因此,从个人功利方面着眼,我底这一肚皮反共思想,似乎是到功利之路的一大障碍。所以,我未曾希望个人功利主义者注意到这一路的想法。但是,赤色文化人们既然通过我底老师来骂我,我就不必隐讳我底思想和情绪。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把它表明出来。我这十几年来反共思想之变化以及我现在所持的想法,照我所接触到的,似乎是若干较有思想能力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的写照。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底历史,那么这一路底过程是不可忽略的。我个人回溯起来,也是满有意味的。

   我在中学时代喜欢读些课外的书籍,间或也看到一点左翼的舶来货色。后来我读到罗素底《自由人之崇拜》一文,读到“论理学”,以及别的科学书。这些东西,我那时虽不能全懂,但已津津有味。由之,我发现左翼货色底内容粗糙恶劣,其中的讲法简直说不通。加之,我又听说共党在乡间闹什么“苏维埃运动”,杀人放火,于是对于共党底恶感越来越深。一九三七年,我到北平。预备投考清华大学,住在沙滩附近。这时日军侵华已深。我听到左翼学生高唱“保卫玛德里”歌曲。我心中深痛恶绝。我常常问他们:“为什么不唱保卫华北,却要越俎代庖去保卫玛德里?”因此常常与他们口角。“民族解放少年先锋队”在各学校积极活动,但由于真正的民族意识随日军之侵略而高潮,不满彼辈者也与日俱增。那年五四纪念举行,杨立奎与吴保三他们率领志成中学童子军,手持木棍,痛击“保卫玛德里”者流于师范大学,又听说北大有位叫陶希圣的教授,在北大三院演说,痛斥左翼分子。反共阵容,声势为之一振。同屋一青年走告这些消息底时候,我心中之痛快,有如吃冰淇淋,痛快无比。我立即跑到北大去看看。同乡中有位“民先分子”(忘其大名)被殴,头破血流。我去看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发生了双重人格。我看见他被打得鲜血淋漓,很是难过,但又想起他是个左倾的家伙,心中觉得他该打,打得好。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南求学,读的是哲学系。那时三校名儒硕彦云集。我受的教育可说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见的多,听的多。我尤其喜欢析理的(analytic)东西。这些教育的基础,使得我从根本上就不喜欢也瞧不起共产党底那一套玩意。我们那时在校中就很少听到有人谈“唯心”、“唯物”这些空大名词。我是后来离开学校,才听到搞政治的人多谈“唯物”、“唯心”问题的。我们当时多着重分析哲学问题。如今我知道,现在西方正统哲学底发展趋向,至少讲Philosophical Analysis者,正是如此,很少的几个人偶尔也在课外看看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但是,大多早已知道那只是在学术面貌之下的宣传武器,而不是纯正学术,所以瞧它不起。共产党底那些玩意,我们早已看穿了。记得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位读二年级的周某,慎重其事地拿着艾思奇着的那本什么《大众哲学》来“请教”于我。我一看是这本“大众”玩意,非常生气,不禁高声大叫:“你现在已读到大学哲学系二年级了,这本所谓的书是政治工具,你难道这点分辨能力也没有?”他悻幸而去。

   西南这间大学左倾分子真不少,恐怕真八路也有。他们就是我抬杠、争吵的对象。可想象地,在这种吵闹中谁也折服不了谁。高我一级的有位莫君,他平常的言论总是左袒共党,而我则老实不客气说共党是群卖国贼。有一次我把他约到校园草坪上坐下,“来!”我拍拍草地,说:“请坐下,我们这回彻底谈一下。如果你真有理,不七扯八拉,谈得我心悦诚服,我当共产党去。”当然,这一次的谈判,正如别次一样,又是不欢而散。后来新四军事件发生,莫君随之不见,我才明白他是共党中人物,我所受的思想教育,和分析训练,很轻松地使我能避免瘟疫。用不着把我底眼睛蒙起来,用不着把我底耳朵塞住,共党那妖精怎么样也不曾使我动心。

   金岳霖先生不谈政治,很少作公开演讲。他自美国讲学归来后,有学生社团请他讲演美国在战争中的情形,也被他拒绝。在我底记忆之中,他只作过一次公开讲演,题目是“哲学与小说”。张奚若先生则颇健谈,他一谈就是二三个钟头,纵论天下大事。有一次为了一张他们出名的传单,我和他激辩了一个多钟头。结果,我没有服他底道理。现在想来,这是由于我所吸收的党派成见在作祟。我现在才明白过来,他是个道地的民主主义者。

   我离开学校,自印度归来以后,刚好抗日战争结束。这时,许多人忙于摘取胜利的果实,而隐伏的共党问题却随之公开爆发。我忧虑着国家未来的局面。我抱着满腔热血,从昆明奔往重庆,在一家出版社作编辑,以为可以秉笔救国,揭发共党底阴谋。在这一段期间,我写了一些小册,也写了一些文章。那时的政治重心,为和谈与政协造成的气氛所弥漫,人心又被多年形成的恐惧巨大事物和顺应既成事实势力的心理所麻痹,因而转变成媚共心理。我本店自制的反共货色,简直找不到销路。后来碰见徐佛观先生,彼此都热心反共,因而谈得很投机。他把我写的《共产党底气象学》一文,介绍给某报。这算是我反共底处女作。其时俄争久占东北不退,举国惶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质周恩来》,注明文责自负,投到世界日报。过了几天,原稿寄回,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我当时因此很难过,总想不出不刊登的理由。现在,我可全明白了。但已经迟了,这篇稿子,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对于我,对于这个时代为反共而奋斗的某些年轻人,是一个深痛的创痕。

   复员到南京,我在《中央日报》做写文章的工作,后来又在某一教会大学教书。这时赤焰一天一天高涨,而我反共的焦急也随之与日俱增。那时,我常午夜疾书,挥汗构思,不觉其苦。在这一阶段,我指责共党底“人海战术”、“职业学生”等等。因为教书的缘故,我常常和刘不同、倪青原他们碰在一起,每碰在一起。我们总要谈时局。每谈时局,总是意见相左。这好像是学生时代与左派抬杠的情节之重演。我每次总是说:“共产党来了将更不得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再求自由,简直是与虎谋皮。我在徐州亲眼看见几十万乱民。那都是共党制造的。如果共党真好,他们何致流离失所?”他们岁数比我大,结论总是这样:“唉!老弟!你不懂政治,你还是念哲学去吧!这些现象在革命的时候是免不了的。”现在,我不知道“自由”一字,共党规定每人每日可用几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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