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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秦晖:走出帝制


   东方历史评论|秦晖:走出帝制
   
   640
   

   撰文:秦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由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一章《“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6402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后,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如今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中国台湾、泰国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少国家独立后长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乱到卢旺达、索马里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为选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治安问题严重,曾被我们一些人引为民主有害的证据,但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同样,辛亥以后国人告别帝制也是义无反顾,民国再“乱”,复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成功”—当然,有人说它没有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对此我们姑置不论,但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一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一党专政的。
   
   “辛亥观”的演变
   
   因此后人的“辛亥观”便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辛亥革命,连同其象征性人物孙中山先生,一百年来一直得到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敌对的中国人的共同称颂。可以说自清开国以来三百多年历史,两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华人)诸派(所有这几方各自的朝野、体制内体制外与反体制者),有两个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这两个人都生当“鼎革之际”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期待英明领袖的时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国。但他们当然不是蒋介石或其他党国领袖,也并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顺的诸位成功或失败的帝王。
   
   那么这两位大人物是谁?就是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中山。郑成功反清复明最终失败,孙中山反清立民(国)得以实现,但他们今天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一致称赞。不过同样异乎寻常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们称赞这两位伟人的缘由却大有区别,甚至完全相反:如郑成功,大陆方面认为他驱逐荷兰“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湾延续明祚并希望“光复大陆”,而后来的“绿营”又视他为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台湾政权”之“开基创业”者。
   
   而孙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总理”,国民党对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产党对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尊敬,则不仅因为他发动革命推翻帝制,更因为他后来的“联俄联共”(台湾的书上称为“联俄容共”)。有趣的是,台湾的“绿营”很反蒋介石,却也很崇敬孙中山。因为据说蒋“镇压台湾人”,而孙是同情、支持台湾人的:他曾三次到过日据的台湾,作为清朝和北洋政权的反对派人士,那时他与日本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有如他后来的“联俄”,这关系虽不像如今一些“反(辛亥)革命”人士所骂的那样不堪,他也无疑希望台湾人心系华夏,但肯定不会推动台湾投向清朝或北洋,这就可以被“绿营”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且“绿营”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获益者,他们也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主民权事业。甚至因为扬孙抑蒋,“绿营”还借用了大陆的资源。2003年笔者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音像厅,就曾看到那里放映的居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孙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孙中山斥责孙科和蒋介石的一节。我想这显然与当时是“绿营”执政有关。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自然是大陆这边更为突出。改革前大陆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责备革命派软弱,向袁世凯让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等等。改革时代这种官方话语并未消失,但一种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起它不仅似乎成了民间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获得了从“革命”思维日益向“维稳”思维转变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渐默认。清末立宪日益获得好评,许多人为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制而遗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义”则走得更远,诸如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等等说法都开始出现,有的还很流行。
   
   但有时这些说法也会触忌。古代汉景帝时有著名的“辕黄之争”: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弘扬“革命”不行,斥责“革命”也不行,皇上于是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你们再也不许讨论这种敏感问题了,没人说你们是傻子!就是要讲汤、武,你们就不能谈他们的私生活八卦吗?结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大家都不谈“宏大叙事”了。
   
   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这种状况。几年前有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于多人撰写而且左右为难,于是前后两部分显得颇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黄生”所写,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们面前连康有为都显得是个无事生非的“激进”捣乱分子;后半部分却是“辕固生”笔法,高调赞扬革命,把孙中山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真谛的长篇大论演绎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结果是两头的话都说了却两头不讨好。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什么是“政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过去的“宏大叙事”无论哪种说法也确实有“空疏”之弊,“历史总是表现为细节的”,这话也不无道理。而对历史事实的这些细节的考证也为我们再进行“宏大叙事”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而且,就是宏大叙事,辛亥也不是完全不能说。毕竟这次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总是“别人的革命”嘛。所以与两蒋时代辛亥革命(在国民党看来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属于“官学”、民主化以后孙中山也仍然是蓝绿双方很难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来取得的进展,平心而论,是海峡对岸不能比的。无论就“宏大叙事”的开放度而言,还是就细节考证(这方面大陆显然也有资料的优势)都是这样。尤其是改革前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学化”比台湾更严重,相形之下改革后的进步就更突出。
   
   这些研究的进展有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觉得最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换句话说,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
   
   例如清末国人从日文那里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西语“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为传统汉语中的“党”贬义非常强,与“党”有关的词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都是坏词。而圣贤都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子不党”。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真讨论了我们要引进的作为好东西的现代“政党”与传统时代的坏东西“会党”、“朋党”有何区别。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要宣誓效忠、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当时参与讨论的各方对上述这些似乎都有共识。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会党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内都认为会党不是政党,将来前者要被后者取代。立宪派认为秘密结社纪律森严的暴力革命组织值得同情(他们与革命派并不那么敌对,说详下),但此“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而革命党人虽认为非法状态下秘密结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认“本党(按孙中山指其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这种情况有待革命后改变。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些组织在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也都没有变成他们所共同认同的那种“政党”,而是仍然长期处于他们清楚地指出过其弊的“会党”状态。这还仅仅是认识问题吗?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有趣的是,最近大陆研究国民党的后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关于国民党为何失败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结论就是国民党后来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革命党”模式,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忠诚度严重下降,官员也腐败不堪。但除腐败是权力无制约的必然后果,与是否革命党无关外,其余“纪律松懈”等等,考诸上述,不就是孙中山等人在从事革命时就已经希望革命后能够走向的“政党”方向吗?国民党的纪律难道比美国共和党还“松懈”?美国民主党党员的“忠于组织”能超过国民党?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这么一个现象: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只有坚持乃至发扬“会党”(“革命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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