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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去世留下法学遗产

转载来源: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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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于浩成因白血病去世,享年91岁
    (博讯2015年11月14日发表)
   
    于浩成更多文章请看于浩成专栏
   
   
    博讯记者获悉,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先生于2015年11月14日凌晨三点50分左右在北京家中去世。
   
    博讯记者致电与于浩成先生有深度交往的宪政学者陈永苗,陈永苗透露,于浩成先生的白血病早在两年多前就已经查出,但一直对他保密,没有告诉他。当时医生说可以再活两三年,他之前一直身体与精神状态还好,前段时间还给炎黄春秋写文章。陈永苗在一个月前见过他。
   
    官方媒体央广网发出《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于浩成先生逝世 享年91岁》的短讯说:“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于2015年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生前坚持认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他写有诗句:民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
   
    于浩成,满族,1925年出生于一个著名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1942年5月加入中共,曾任抗大教员。在中共执政以后,1956年起担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1980年起兼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杂志社长,被选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1985年因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和政府领导人,被迫辞去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职务。后又担任南开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民间机构)所长。1989年六四事件,因同情和支持天安门广场的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被开除党籍并关押一年半。出狱后又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1994年应邀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参加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项目,这些年来他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阿利桑娜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访问研究。2005年回国居住在北京。著有《新绿书屋笔谈》、《鸣春集》、《当代杂文选粹——于浩成之卷》、《风雨鸡鸣》等。
   
    下面是于浩成先生90岁生日时的自寿诗。
   
    忽忽行年九十秋,生不逢辰万世休;
    几代独夫皆秦政,纳粹列斯共一丘。
    保安维稳频亮剑,宪治开张梦里求;
    忧愤难平无眠夜,且待鸡鸣破晓筹。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网》一书的前言
   
   
    岁月不饶人。想到今年我已是八十八高龄,心中不禁惊叹:“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京戏伍子胥过昭关的唱词)。我国古时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前两者不好说,后者或者还沾点边儿。我从1956年十月起创建并主持群众出版社三十年之久,编辑出版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书,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和杂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的论文结集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两书出版;文艺性的杂文结集为《新绿收屋笔谈》、《鸣春集》两书出版。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已编成《权与法》,杂文集为〈谈风集〉,但因六四事件,两书遭禁,未能问世。1994-2004年旅美的11年期间,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了《人权与宪政》一书。这本《八八忆往》基本上是2005年返国定居以后的论文,也收入了选自《权与法》书稿中的论文。
   
    言为心声。这本书各篇文字所贯穿的思想精神,恐怕以自由主义来概括,较为适当。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公平正义、博爱等被称为普世价值,也都包括其中。正因为我一直秉持并宣扬这些自由主义精神,我多次挨整,两次系狱。1947年就被定为反党分子,受留党查看处分。**事件中,以参加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中共党籍。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以,九死其犹未悔。即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者也。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无不同所处时代环境、家庭、学校有关系。对于知识份子,更同他是读什么书大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生在五四运动后第六年,我父亲是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之一。我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父亲书房中的藏书,我经常翻阅,如新青年杂志合订本,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胡适的《藏辉史札记》、《四十自述》等。不管是否读得懂,大都翻阅了。我哥哥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先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被吸收加入中共。他的藏书都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其中我最爱读的是鲁迅和巴金的小说和杂文。
   
    我一九三二年考入北师附小,当时的课本都贯穿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我国的史实,如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东的大片国土;江东六十四屯,在我读的历史、地理课本中,都有讲述。同学中互相借阅的《爱的教育》等书,均给我以极大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离开北京,去当时所谓的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我哥哥董易也在1939年去了那里。我因在鲁迅杂文中读到的国民党杀害左联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等事实,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十分不满。因此,我坚持留在北京,并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萤火社”,刻蜡板,出版油印刊物“萤火”。我去解放区后,该社发展、扩大为海燕社,成为有一百数十人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开战,燕京大学也被日本兵查封接收。我父亲被软禁半年多后,获准回城内老宅中。此时有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人刘仁(我父亲在师大教书时的学生)派人来我家,敦请我父亲到边区。同时要我在京做地下工作,并吸收入党。1943年7月,我也离京进入晋察冀边区,分配到抗大二分校任教员。我到抗大二分校报到后的第三天,就有日军大举进攻围剿。这场战役至年底才结束。这场反扫荡战役的经过,我父亲在《游击草》中有详细的记述。其中一首诗中说:“大儿南诏无消息,继子转战慈河边。”这里说的继子就是我。
   
    战役结束后,二分校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驻地是清涧。1944年春天,我被调往延安,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此时学校并未进行整风,但我读到了整风文件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对他讲的知识份子连杀猪猪会叫都不懂,连臭狗屎都不如,十分反感。我认为社会上人们都有分工,知识份子不一定都会杀猪。对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说法,我也有所怀疑。因为我看过鲁迅的“文艺家与政治的歧途”一文,后来读到毛泽东在文章中称鲁迅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与我的思想是相通的。”但后来在文革中,毛和一些文艺家的谈话,当罗稷南问,如果鲁迅还活首,现在会怎么样?毛答:如果他还继续写杂文,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去。
   
    后又传出在延被批判的野百合花作者王十味,在蒋军进攻,延安撤退时已被当时中共警卫部队杀掉。我又想起在延安被整的作家肖军,在日本投降后回到哈尔滨,办了文化报,同官方办的另一报纸打笔仗,肖军公开揭露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强奸妇女,掠走大批机器,被批判为反苏。后来我在天津买到一本肖军批判,是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编译的。刘芝明在反右时,在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东北后,曾找新凤霞谈话,逼她与吴祖光离婚。新凤霞不从,刘又下令禁止新凤霞演出,并罚她做打扫厕所等劳役。1953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他的罚状是上万言书,并在四人通信中议论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语中,还写了“论舆论一律”一文。后又自比秦始皇,自夸说他焚书坑儒比秦始皇更厉害。他在反右派斗争时规定了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也即画右派的标准。林彪在文革的前夕所说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邓小平1979年三月在全国理论务虚闭幕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他又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八二宪法的序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我青年时期在延对中共的一些感觉是正确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了不断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1949年1月我从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外事处,后又转到天津市公安局。1950年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我被调到监狱进行清案工作,当时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内集体处决一、二百犯人。在处决犯人的当天,我们都到现场,在监狱门前,开来了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站满持枪的军警。在车前几十步的地方,设一小桌,当犯人被提出,在经过这一小桌前宣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由军警押到车上。我亲眼看到天津伪市长温士珍(即温家宝的伯父),伪驻日大使许世英被从监狱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来的全新的布鞋,但温士珍在被军警押上车前,一只脚上的鞋子掉了,他转过头看鞋,但军警硬把他架上车去。我看后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对反革命罪犯,何以这样予非人道待遇?后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中,胡适留在国内的大儿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亲的罪行,后来胡思杜被迫自杀。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的儿女都在会上揭发其父亲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个儿子曾经与我同班的陆卓元后在文革中还伸手打他的父亲。
   
    我想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被整为反党分子时,宣布我的罪状竟有与父亲的关系超过党的关系一条。他们举着“大义灭亲”、“对反革命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凶残”,对人道主义和孝亲的道德肆意破坏。我听说毛泽东有两次讲话都说到,我国有几亿人口,死了一半也没什么了不起。氢弹打来没什么了不起。我听了以后,很震惊。他居然对人的生命不加珍惜。过去的封建主义者就是视民如草介。孟子说过,君视民为草介,则民视君为寇头。毛泽东曾经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吃苦,牺牲,但是他自己却在深宫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时,他却在各地大建楼台馆所。
   
    我的哥哥董易曾属名于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人,要把人当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两次下放到山东、山西。1956年,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因为级别不够,我未能听到党内的传达,但我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报告的全文。给我思想上以极大的震撼。过去一切歌颂他的伟大、光荣等词汇,原来都是谎言。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问题文集一、二集,刊载了各国共产党领袖的表态、发言,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在于个人崇拜所由产生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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