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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易的均衡观看中国历史

    以周易的均衡观看中国历史
   
    一提到“吉利”这两个字,看似一左一右势同水火王希哲、张鹤慈之流,必共同地从共产党唯物宇宙观出发,不屑一顾地斥之为“迷信”、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其实,一个人、一个国家、一样东西,吉利与否,一点也不玄虚,乃是有理有据的客观存在。
    什么是吉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术数学——周易说得很明确:均衡就是吉利。周易的要旨就是均衡,其所谓:均衡则吉,偏斜则凶;周易就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所以中国儒家有“執其一端為異端,執其兩端為聖人”的教诲。
   


    以周易的均衡观探查之,“均衡则吉,偏斜则凶”规律在中国历史中屡试不爽、应验处处:
   
    秦始皇以法家极端主义治国,“焚书坑儒”,取缔民间一切学派,强迫老百姓“以吏为师”,以严刑苛法治国,而根本不讲软实力,对老百姓一味地压服,而不是说服、、.于是乎只有刚没有柔,道家云:“至刚则亡”,所以秦朝二世而亡。
    秦朝之道,就是典型的偏斜之道。
   
    西汉初年,刘邦大封刘家子弟做王,到全国各地建国,自以为分封了这么多刘姓王国,可保汉朝江山万世无虞。结果刘邦一死,这些割据一方的刘姓王国就为争夺中央朝廷控制权,爆发了“七国之乱”,差一点导致西汉步秦朝的后尘(幸而匈奴帝国消息不灵通,没有乘虚而入)。
    刘邦大封同姓王,就是把国家导向分裂的偏斜之道,它授予了各王拥兵反叛朝廷的大好条件。
   
    西晋初年,篡魏的司马炎,把曹操不封同姓王的正确做法,当作教训来汲取,而全然忘记了刘邦的教训,再次大封同姓王:分封了八个儿子到各地做王,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结果晋武帝司马炎一死,这八个儿子为争夺中央的控制权,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八王之乱”,西晋在这场大内耗中元气大伤,这次就没有西汉初期那么幸运了,早在黄河流域西、北部周边虎视眈眈的五个游猎蛮族——“五胡”乘机大规模地侵入黄河流域,很快灭亡了西晋。
    西晋之所以52年就灭亡,就因为司马炎承袭了刘邦的偏斜之道,为保一姓之天下而偏离中庸。
   
    有了西晋的教训,唐、宋都不分封宗世诸侯:唐朝分封的宗室诸王没有地方军政大权,赵宋皇室子弟更集中在首都居住,不再外封。
   
    但是朱元璋重蹈司马炎错误,开国后再次大封宗室诸侯,结果在他死后国家即陷于动荡,燕王朱棣为争夺帝王,发起大规模的内战,由此导致明朝首都北迁幽燕,埋下了中国再次为异族彻底征服的祸根。即便在朱棣篡位后,明朝仍因藩王势力动荡,直到明宣宗彻底解除各朱姓分封王的地方军政大权后,才消除这一祸患。
   
    均衡,也在于文武之道的平衡。唐朝以前,中国各王朝并没有重文轻武之弊,秦朝和西汉甚至有重武轻文之弊,卫青、霍去病、甚至汉武帝、秦始皇本人都以勇武著称。
    唐朝中期以前,文武并重,士人往往“上马能战,下马能诗”,诚乃文武之道均衡的楷模;唐朝的文武均衡,也于唐诗中体现出来:唐诗(尤其是中期以前的)俊朗却并不柔弱,意气风发。
    但由于平息“安史之乱”,中期以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兴起和坐大,文武均衡被打破,风气转向重武轻文,故唐朝最终被节度使所灭。
   
    赵匡胤深刻汲取了晚唐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建国策略,然而矫枉过正,同样背离了均衡,而滑落偏斜之道。
    宋朝的体制,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军以外的军队,普遍不堪一击、、.如此防范军人造反是绰绰有余了,但是抵御北方异族入侵,就越来越成为问题。宋廷过于优待文人而贬低武人的政策,造成了柔弱浮靡的社会风气,赵宋皇室本身也成了受害者:1125年,贼鞑子女真人长驱直入直捣开封,本来勤王的“凤翔军”(北宋最精锐的军队,原用于对付西夏)已赶到并连接击败金兵,已挫伤了金国的锐气,这时候头痛恐惧的,本是孤军深入的女真人,熟料这时候宋朝皇帝反而吓成了一滩泥,几乎是不惜条件地向金人讨饶、求和,并且调走凤翔军、自毁城防、、.所以第二年金国撕毁协议、再次突击开封的时候,就没有救了。
    所以说,北宋其实是“被送”。此种过于软弱的外交,也是一种偏斜之道,道家云:“至刚则亡,至柔而削”,宋朝就是最典型的“至柔而削”。
   
    明朝朱元璋开国后,抛弃了宋朝开明宽仁的优点,却全盘继承了赵匡胤重武轻文、抑兵太过的弊端,而且重蹈司马炎大封宗室为王的错误、、.优点不学,专学弊端,这反映出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开国皇帝,他比李世民和赵匡胤都差得远。也因此,明朝可以算是中国本土王朝中最差劲的一个。
   
    均衡,还在于内政的开明。因为必要有开明,才有民间社会长久的繁荣和稳定;民间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民间社会繁荣和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这一点宋朝做得最好,终宋一朝,对外开放、百业兴旺、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备受优容、、.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王朝,很少兴起大狱迫害人权、、.所以两宋存在了317年,如果不是蒙古人入侵,宋朝很可能会绵延到近代。
   
    而满清在内政上秉行的就是典型的偏斜之道,比蒙元都大不如:“留发不留头”,薙发易服大搞民族压迫;入关后“圈地投充”大搞八旗农奴制倒退;闭关、锁国、禁海、“迁海”,严限外贸,“片舨不能下海”;大搞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长达一百五十年远超秦始皇、、.满清的治国,与其说是治国,不如说是在摧残一个国家,其大政方针基本上是愚民以逞、残民以逞、敲骨吸髓。
    此种偏斜之道,是典型的野蛮落后的殖民统治之道,而且打上了鲜明的女真族鄙劣特色。
    所以,在满清的统治下大倒退的中国,在近代若不积贫积弱、愚昧屈辱,那才是怪事。
   
    均衡,还在于建都的不偏不倚,自西周以来,华夏民族一直在中原(河南、关中)建都,是有很深的道理的,其要诀,就是取自周易的“大中至正,不偏不倚”;均衡则吉,所以中华文明成就最高的时期,就是建都中原的时期(如汉、唐、宋);而建都北陲偏斜之地幽燕的金国、蒙元、满清、中共红朝无一不是邪恶政权,明朝也是汉人本土王朝中最差的一个。
    建都方位的偏斜,本身就反映了这些政权的偏邪。
   
    建都北平的中共政权,其实是效法元、清殖民伪朝,以满蒙和北面老毛子为本,对中国大地作鸠占鹊巢(霸占了中华民国的江山)苏俄代理人——黄俄二鬼子统治态,其野蛮愚昧专制邪恶的偏斜内政,比满清倍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对本民族厉行连满清最阴毒的酋长多尔衮和乾隆都想不到、做不出的阴毒暴政——“计划生育”亡国灭种剪丁政策,取得了三十年来消灭四亿汉人的“伟大成就”——比两次世界大战剪丁的总数还要多!
   
    由此也可悟:驱除共产党异族代理人势力后,中国最需要的是“归正”,而不是再次立异为能、东施效颦打倒“孔家店”、、.东欧各国变天后回归了各自的民族传统,中国今后也必要回归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
   
   曾节明 于民国104年乙酉月丙辰日申时于秋阴纽约州
(2015/10/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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