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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宁:付志彬无罪——付志彬非法经营案辩护词


法官多次试图打断张赞宁对付志彬非法经营案辩护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31日首发)


   

张赞宁:付志彬无罪——付志彬非法经营案辩护词


   

(2015年10月30日)


   
   
   合议庭:
   
   根据中国法律,我接受被告人付志彬(又名傅志彬)家属的委托并经付志彬本人同意,担任付志彬的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付志彬的合法权益,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律尊严,现出庭行使辩护权。在此,特别申明,辩护人只对付志彬案件所涉的案情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评价与讨论,不作政治上的评价与讨论。现根据事实与法律提出辩护意见,请合议庭站在中性的立场上,排除一切干扰,严格遵照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基本观点:辩护人完全不能认同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对〈洗脑的历史〉作者付志彬立案侦查的函》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辩护人认为,所谓“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其实追究的就是政治罪,是典型的文字狱、思想犯,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97年3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取消该罪的重要原因就是“反革命罪”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罪名用在刑法上并不科学。取消“反革命罪”,也就是从刑法上取消了因不同政治观点入罪的可能,这是中国刑法典上的一大亮点。本例即便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按“非法经营”入罪科刑,也存在侦查程严重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等问题。结论:被告人付志彬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一、对本例的立案侦查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辩护人在阅卷时,发现卷宗中竟然堂而皇之地塞进了一份江西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下发给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的题为《关于对〈洗脑的历史〉作者付志彬立案侦查的函》(下称《侦查函》)。这份由省公安厅跳过市公安局,直接下发给青山湖公安分局的函,非同一般。函中写道:“付志彬在书中抹黑、歪曲我党历史,否定我党建国执政的合法性,攻击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洗脑和思想控制’,诬称‘中共在苏俄的支持下建立并夺取政权,运用红色恐怖洗脑术控制全国人民的思想’、‘其使用的方法不过是在列宁的红色恐怖洗脑术上加了简化版的中国传统权术’,并对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等极端侮辱、抹黑,影响十分恶劣。”“该案为‘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原则的具体应用,本质是国保案件,按照省厅的有关意见,应不纳入执法考评监督检查,请及时协调法制部门,有关具体事宜请商我总队。”
   
   辩护人认为,《侦查函》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彻底颠覆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中“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这是哪门子的法律规定?中国现行刑法有哪一章哪一条是规定“政治”罪的?这不明显是在规避法律吗?这不是在拿法律当儿戏吗?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的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还要不要贯彻履行?所谓“不纳入执法考评监督检查”,是在公然向宪法和法律叫板,表明即使有违法办案的情形,也可以不受监督与追究。所谓“有关具体事宜请商我总队”,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并完全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相抵触,变相赋予自己有权干预他人办案的权利。这个口子一开,法将不法,国将何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有权行使立法权和修改刑法的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㈣项、第㈤项规定,凡涉及“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立法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只有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公安部无法律解释权。而《侦查函》完全违背了我国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使公安部门成为超越宪法和法律之外,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特权部门。
   
   二、对本案的起诉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辩护人在前面业已论及,侦查机关对本案的立案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那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理应对公安机关的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审查,如发现有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或者仅构成行政违法,依法只需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遵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公诉机关不仅没有尽到其法定的司法监督职责,反而成为侦查机关违法流水作业线上的一环。放弃或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八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条关于“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法定职责。
   三、对本例的审判严重背离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精神
   如果因为恶毒“攻击”、“抹黑”,也可以入罪判刑的话,那么,在拨乱反正后,全国法院平反纠正的数十万起冤假错案,均要重新立案、重新抓捕并起诉审判。〔注:据《特别辩护》一书提供的官方数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0万余件,截至今年(80年)6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复查了113万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多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1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7.5万多件)反革命案件比例中,冤案比例占64%,有的地区达到了70%至80%)其中林昭,张志新,史唐枫等同志,均得到了平反昭雪”。此后,又有数万起反革命案被平反。〕
   在为付志彬辩护时,我查阅了文革期间,林昭、张志新、徐关增、孙礼桐等人的判决书,发现这些案件均是因为言论、日记、著作而获罪的。在当年所谓“反革命案”的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都有“恶毒地攻击”、“咒骂”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林副主席”,“疯狂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指控;其杀人的理由均是“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如张志新、林昭、史唐枫、遇罗克等人的死刑判决),或“为誓死捍卫以伟大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等人的死刑判决)而杀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最基本的人权,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2013年2月6日,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中央领导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联欢会上,习近平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世界人权宣言》(直译为《普世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写道:“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也就是说,在境外出版的书籍,在中国国内是受同等保护的。我国是《普世人权宣言》的发起国和签署国,有义务履行宣言的全部规定。
   
   更何况,我国1979年刑法和1982宪法修正案,即已废除了“文字狱”,不再以思想言论入罪科刑,并平反了在文革中,像张志新、林昭、遇逻克等一大批因思想、言论、著作而入罪的全部冤假错案。1997年3月,修订后的《刑法》,又进一步取消了反革命罪,取消该罪的重要原因就是“反革命罪”是一个政治概念,将这个罪名用在刑法上并不科学。反革命的原意为反对革命,这就是说“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因为革命不一定是对的,反对革命亦不一定是错的)······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因为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http://baike.baidu.com/link?url=7Yn6Efv1sSg_5WsI_CQeQCwtswl5RquaNatM1IERD-HvSp_fHF7CAaUrQVCs2cY-uto2R61crpHQIZxQ8LN8Sa)。取消“反革命罪”,也就是从刑法上取消了因不同政治观点入罪的可能。而《侦查函》所谓“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其实追究的就是政治罪,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普适价值观,使我国刑法倒退到了文革前。
   早在1933年4月,章士钊律师在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时,就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章士钊律师的这一辩护词,掷地有声,不仅为多数国民党人所接受,也为中国共产党所认可。民国时期,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词就作为成功辩护广为流传;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又有大量出版物(报刊、杂志、书籍)刊登了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状。
   
   四、付志彬因出版书籍而遭受刑事追究,不仅违宪,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相悖的。
   
   《侦查函》关于对《洗脑的历史》作者付志彬立案侦查的主要理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抹黑毛泽东”。但以言定罪本身,恰恰是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坚决反对的。
   
   1、马克思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同上第81页)2
   
   性词(因为革命不一定是对的,反对革命亦不一定是错的)······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因为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http://baike.baidu.com/link?url=7Yn6Efv1sSg_5WsI_CQeQCwtswl5RquaNatM1IERD-HvSp_fHF7CAaUrQVCs2cY-uto2R61crpHQIZxQ8LN8Sa)。取消“反革命罪”,也就是从刑法上取消了因不同政治观点入罪的可能。而《侦查函》所谓“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其实追究的就是政治罪,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普适价值观,使我国刑法倒退到了文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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