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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共和-袁红冰(终)

第三节 政治性社会组织
   
   
   
     一、 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根据

   
     政治性社会组织是以确立政治秩序和取得执政地位为目标的社会组织。如果承认民主共和精神是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正义性的前提,那么,政治性社会组织就必须以在民主共和原则下形成的民族意志和社会利益作为其政治要求的思想前提。所以,政治性社会组织不能建立在某一社会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基础上。因为,任何特殊利益都有追求共和精神之上的特权的倾向,而共和只能产生于一种合力,即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以妥协和互利原则形成的合力。与国家权力的共和性相适应,政治性社会组织必须具备的品质,就在于它应该超越于任何社会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单独的意志之上,并以全社会和民族整体的意志的共和,作为其提出权力要求的根据。而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者利益集团都没有资格单独提出对权力的要求。
   
     现代专制政治中,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集团,在宣称自己是某一最先进的社会阶层的代表的同时,也宣称自己是民族利益,甚至人类前途的象征。然而,立足于特殊集团的权力意志,必然以权力作为举起其集团私利的杠杆,否则,它就没有必要追求对权力的垄断;不经过被代表者意志的自由选择,而只经过理论逻辑的推导就自命为代表者,不过是一种最无耻的政治诡辩。
   
     现代专制政治与传统专制政治在垄断国家权力的方式上是有区别的。传统专制政治以高贵家族的名义形成特权集团对权力的垄断,现代专制政治则以某一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名义体现对权力的垄断。但是,由于这种所谓政治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与国家权力绝对合一的,是权力的垄断者,所以,其社会性是虚假的,而虚假的社会性后面则隐藏着特权集团的专断的意志。
   
     无论在任何社会范畴内,其利益的代表者只有产生于被代表者的选择才具有真实性,而这种选择在狭隘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民主程序。但是,专制政治在本性上就完全不能容忍民主原则和共和精神,哪怕仅仅是在真实的程序的意义上,也不能容忍。因此,垄断权力的特权集团,不仅没有资格代表人类和民族的利益,而且也不能真正代表它宣称是自己社会基础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没有民主程序的选择,就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利益代表者。
   
     现代专制政治虽然表现为某一政治性社会组织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但是,由于专制政治彻底反民主的本性,它在名义上垄断权力的社会组织内部也不能真正实行民主程序,所以,现代专制政治实际上甚至只能代表直接执掌国家权力的特权集团的利益,不能代表名义上垄断权力的社会组织内的大部分成员的利益,为了实现狭隘的私利,特权集团不仅要以专制权力压抑社会,而且要对其所处的社会组织内的大部分成员进行压抑,这正是近现代名义上垄断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内部,不断反复出现血腥的整肃和清洗的原因。
   
     对政治提出超越一切特殊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的共和要求,这是民主共和精神的根本原则。因为,政治性社会组织只应当从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各阶层共和中找到合理性根据。而任何宣称要以某一社会阶层的特殊意志垄断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都只能孕育出专制政治的魔鬼。
   
     二、专制政治下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作用
   
     政治性社会组织虽然以确立政治秩序和执掌权力为目标,但是,任何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政治性社会组织又不能成为权力的垄断者。因为,垄断权力就意味着社会性完全消溶于权力体制之内,就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的绝对同一,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已经失去了独立于权力体制的品质;另一方面,专制政治原则上除了垄断权力的组织之外,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存在,所以,在专制政治下还能有独立的合法地位的社会组织,其独立性必定是虚假的,而真实的只是对垄断权力的组织的依附。这样的所谓社会组织,不过是靠舔食专制政治的排泄物为生的下贱的政治之狗,只有对于奴仆,那种排泄物才是香甜的。
   
     基于专制政治的本性,专制政治下的真正的政治性社会组织一定不可能具有法律的地位,并且一定是以摧毁专制政治为目标。较为软弱的专制政治可能在社会改良运动中消失,而坚硬的极端的专制政治一定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崩溃。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作用都表现为,提出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目标,发动、组织并领导社会改良或者社会变革运动。
   
     但是,历史却常常以悲怆的语调,对人们讲述这样的事实--为摧毁专制政治而沛然飘洒的血雨,常常并不能使满山满野的民主共和政治之花盛开;撕裂了专制政治的黑暗夜幕的社会革命之后,迎来的却只是新的专制政治的黑色的太阳。这样的事实就成为某些人否定社会变革的意义的根据。
   
     然而,应当否定的并不是革命性变革,因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首先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而是取决于专制政治本身是较为软弱的,还是坚硬的,极端的。社会革命也并不必然导致新专制,专制政治循环的现象主要是由领导社会运动的政治性社会组织品质的缺陷造成的。而这种缺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以某一阶层的名义,而不是以社会共和的意志提出对权力的要求,一是社会组织以社会变革运动领导者的资格直接提出垄断权力的要求,而不是以创建民主共和的政治秩序作为权力之上的政治目标。
   
     当历史处于社会革命时期,领导社会革命运动的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意志,就成为历史的精神。这种历史的精神中孕育着未来的命运。只有以共和意志命名权力,而不是以特殊阶层的名义追求权力,社会组织才可能在专制的废墟上再造民主共和的国家;只有以创立民主共和的体制为政治目标,而不是以掌握权力为直接目的,社会组织才能避免堕落为新的特权集团。
   
     历史已经为专制政治的循环流了太多的血,因此,我愿不惜笔端的墨,再说一遍--摧毁专制政治的过程中,领导社会运动的政治性社会组织应当以民族和社会共和的精神确立国家权力观念;应当以创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产生国家权力的政治机制为目标,并将自己对权力的追求置于这种政治机制的选择之下。因为,特殊阶层垄断国家权力必定导致政治特权,不由民主机制的选择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必定是专制政治。
   
     三、 民主共和政治下的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作用
   
     通过民主程序使共和意志上升为国家权力意志,乃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生命活动不仅仅是政治活动,而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展开的社会历史进程。只是为了使生命活动具有公正的规则,社会才需要政治。政治只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正义性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社会性消费。为了降低这种消费,就需要有专门的社会机制从社会中提炼出共和的意志,供公民权利进行选择。而政治性社会组织就是这样的机制。所以,在民主共和政治下,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就表现为,它是社会与国家权力的中介。
   
     政治性社会组织将根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的阶层,吸取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愿望的汁液,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全社会共和性的意志。当这种意志以其真理的美色赢得了公民权利的选择之后,社会组织就拥有了执掌国家权力的资格,并使这种意志成为民族和社会特定时期的国家目标。
   
     设定国家目标,运用国家权力,需要超群的政治能力;以民主共和原则设定国家目标,运用国家权力,既需要超群的政治能力,又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只有那些领导政治性社会组织通过民主选择的途径走向权力的生命,才配称为政治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性社会组织又是铸造政治精英的熔炉。
   
     政治性社会组织当然要以执掌权力为目标。但是,为了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政治性社会组织又必须具备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的品质。即使在执政的情况下,政治性社会组织也只能以其领袖执掌国家权力为政治限度,而不能如现代专制政治那样以其组织体系实际与国家权力系统合一,更不能以其组织系统实际取代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国家权力体系必须具备独立于一切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品质,即国家权力体系中直接体现国家强制力的机构应当是非政治性、派别性组织。
   
     政治性社会组织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是保持其社会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社会性又是政治组织产生并保持共和意志的根据。与国家权力体系合一,就意味着社会性的丧失,而社会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权力的专断化。同时,国家强制力的非政治派别性,又是政治性社会组织在执政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条件。
   
     政治性社会组织同国家权力体系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主体间的关系。政治性社会组织通过民主程序使其领袖执掌权力体系,权力体系则以非政治派别性为前提,执行经民主程序选择出的由政治性社会组织构造的意志。在这里,国家权力机构最终服从的乃是民主程序化的公民权利的政治选择,而不是某一个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意志。
   
     政治性社会组织既是政治的,又是非国家强制化的;国家权力体系既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又要非政治派别化。因为,某一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国家强制力化,或者国家权力的政治派别化,都是专制政治的同义语。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是宇宙之本质的理念,虽然并不能在生命现象的范围内得到普遍确认,但是,数量在生命活动的某些方面却又确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数量问题上就是如此。
   
     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某一个社会集团垄断,政治性社会组织就不能只有一个,因为,唯一性的政治组织,就意味着权力的垄断;为了使公民的政治选择权利具有真实性,政治性社会组织也不能只有一个,因为,选择对象的唯一性必然使选择权失去意义;为了保证国家的政治意志趋向真理,政治性社会组织更不能只有一个,因为,真理只能产生于思想的竞争,而竞争需要以不同的主体并存为前提。
   
     政治是一种社会消费。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数量同这种社会消费的成本是成正比的。在民主共和政治中,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数量越多,社会政治消费成本便越高。因此,以最少的政治性社会组织数量来确保民主共和精神的实现,应当成为政治活动家的基本目标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具备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法律人格的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专制政治,是一种社会政治消费成本最低的政治。消费是以利益为归宿的,社会性消费要以社会利益为归宿。专制政治不是以社会利益为原则而是以特权集团私利为原则的政治,所以,对于社会而言,专制政治不是一种政治消费,只是被迫承担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负担。同时,为了实现对全社会的剥夺和压抑,专制的国家权力必定要形成极其庞大的体系。权力体系并不为社会利益服务,社会却要为权力集团的利益而存在。事实上,即使经济并不发展,只要清除掉专制国家权力这个沉重的社会负担,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就会极大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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