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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一个地主家庭的悲惨人生

赵旭:一个地主家庭的悲惨人生
   
   (2015年8月采访整理)
   
     我叫胡天民,生于1937年,原籍是甘肃省古浪县泗水区上包坝胡家炉院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干活,放牲口,圈养牲口,给牲口喂草料,或是将牲口赶到涝池去饮水,还帮着大人们牵着牲口拉着石磙子碾场等,十分劳累辛苦。但是农村的艰苦劳动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勤劳朴实的精神。

   
     我爷爷弟兄二人,大爷爷叫胡振德,我爷爷叫胡振声,一生以务农为主,都不识字。我爷爷忠厚老实,勤俭持家。他非常能吃苦,除了带领全家务农以外,夏季兼做祖传翻砂生意。开设炉院,铸造犁铧,有时还铸造火盆、鏊子、车轴、大钟等。由于工艺精良,远销古浪、武威、天祝等地。到了冬季,不论风雪严寒他亲自挑担走村串户,为人补锅,赚些收入。
   
     爷爷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胡文焕、二儿子胡文秀、三儿子胡文炳(占宪)、四儿子胡文理、五儿子胡占援。我父亲就是胡占宪(文炳)。爷爷为了这个家庭一年四季走南闯北,遇到过许多事也接触了很多人,深感没有文化的困难,所以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只要儿子愿意学习,他都全力支持他们努力求学,学科学学文化。这样大儿、二儿、四儿在家务农,三儿、五儿由于爱看书,他都全力支持进行学习。大儿子文焕特别能吃苦,到古浪断山沟种山坡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遇雨水多的年间,收成很好,几年下来粮食积攒几十石,于是到柳条河买地修房,另立门户,家业发展很快。三儿子胡占宪(文炳)和五儿子胡占援都毕业于当时在武威的省立四中。
   
     我父亲胡占宪生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从小聪敏好学,劳动之余常毕恭毕敬去向地方上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求教,问字求义,学习古文。他平时苦练毛笔字,背诵精句名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四中这种洋学堂,虽然以前数理化英语从未学过,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学苦练,博闻强记,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如期毕业。
   
     父亲从省立四中毕业后,当时在地方上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才。民国初年,他通过县政府在家乡修建学校,招聘教师,创办了古浪城关小学,他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年,他又创办了古浪土门小学,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回到我家邻村严家湾教私塾。农历四月古浪大地震,当时父亲正在学校,他匆匆赶回家抢救被压的家人。我的前母邸氏就是这次地震被房屋压死的,她死后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民国十八年(1929年),家乡又发生大饥荒,父亲弟兄几人大约于这时分家各立门户,自谋生路,每人分得祖地三石六斗(约54亩)。
   
     民国二十年左右,父亲又在古浪县泗水创办小学,任职一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父亲在地方群众的强烈推举下,当选了二区泗水区区长,但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务农。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且很会料理家务的人,除了种植粮食以外,在亲朋的帮助下发展养羊,逐年成群达到一百多只。而且家里添买了母马,下了骡驹,由于操心得当发展较快,骡马有了七八匹。家中饲养耕牛,也达到了十多头。这期间他又增买了二三十亩土地。还增加了铁、木马车,这些马车为家里拉土运粪,拉运麦捆、糜谷捆。后来家里又扩建庭院,增盖房屋,共有十多间房子。还有一个果杏园子。我们家逐步兴旺发达,就是凭全家人的勤劳节俭和合理安排发展起来的。这在只有十多户人的小小村庄就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富户人家。
   
     父亲为人磊落,学问好且写着一手好字,在古浪县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常常给人们写对联、匾额、作文纪传、祭祖敬神。他不爱做官,诲人不倦,一生为地方兴教育,办实业,于1947年9月病故。
   
     父亲去世后,我们弟兄几个有的还年幼,有的年轻从未管过家事,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于是家中的担子就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我母亲张氏生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母亲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张生值比母亲小十六岁,由于外祖父、母相继去世,其他几个舅舅在逃荒中死亡,他成了孤儿,母亲就将小舅舅从小接到我们家来与我们全家一同生活。我们弟兄五人小时候都和小舅舅很亲,他常常领我们一起玩耍。小舅舅成年后就在我家里做活,到了成家年龄,父亲托人将小桥堡刘家姑娘介绍与其成亲,结婚后小舅舅仍然和我们一家生活。父亲去世后,小舅舅家人口也多了起来,于是在1948年另起锅灶搬到了我们家房子张家院里。1951年土改时,小舅舅家分了土地、牲口,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资源。后来小舅舅一家入了农业社,下苦力,挣工分,收入微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1958年大跃进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大灾难。几年的饥荒,小舅舅身体已非常虚弱,有一天到了磨房勉强抬开小石磨的磨盘,扫了些残留的麸皮充饥,又到树园子里捋一些树叶吃上。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又被队里派去犁地,犁了不多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天下小雨,上一个小坡时跌倒后抬回家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有亲弟兄六人。大哥胡登甲,前母所生,后来在山区另立门户。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二哥胡仁民,1922年生,小时在家放羊,上学较迟,上学后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194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美术专业;刚进校由于父亲病故在家休学一年,复学一年后又到古浪中学任教导主任一年,中学撤消后,又去复学,因休学原因1953年才大学毕业。三哥胡先民,1926年出生,性格开朗,从小活跃好动,聪敏有志;1944年考入武威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哥回到古浪县老家,在县办中学当教务员;因为三哥操持家务较多,土改时25岁的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四哥胡泽民生于1929年,五哥胡信民生于1931年,他两人都从小在家务农。
   
     我们家由于父亲的勤俭持家,带领全家老小发愤图强使这个家庭逐步兴旺发达。而我们家的败落也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49年上半年,母亲当时还未从父亲突然离去的精神创伤中出来,我们家就连遭两次土匪抢劫。
   
     1949年正月初九那晚,村里的人们准备闹社火,在涝池边击鼓打钹,好些大人小孩热闹了很长一会才散,各自回了家。我家院里人们刚刚入睡,突然院里的狗一起狂吠猛叫,房顶被踩踏得噼啪咯吱乱响。紧接着匪徒们有的翻越院墙,有的踩着厕所矮墙下房,他们野兽似的扑进院子,踹开各个房门,闯进屋子。土匪们绑住仁民哥,准备烧烫要物,可趁土匪们找柴生火之际,他挣脱逃出,叫来邻近村庄的人,大声呼喊将土匪吓跑了。
   
     我家第二次被抢劫是在旧历六月的一个晚上。这一次土匪将母亲衣服脱了绑在屋檐下的柱子上,烧红铁锨,在她的身上烧烤,逼着要金银和鸦片烟。但我们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母亲惨叫时,土匪们又将我这个十岁刚过的孩子往火堆里推,并对母亲说:“赶快说,要不说,就把你娃娃推进火堆去烧死……”就这样,不断地把我推过去,又拉过来,威胁我的母亲。这一次,是登堂哥跑出去后叫来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大声喊叫,土匪们由于人多又有枪,并没有像前一次仓皇逃离,而是继续惨无人道的烧烫母亲,还把我继续往火堆里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快到鸡叫时才逃离。母亲这次烫伤在炕上躺了两三个月,身上脱了好几层皮才慢慢痊愈的。
   
     我们家乡土改是在1951年冬天。我们家虽然父亲去世后,家庭逐渐败落,但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里就有些显眼了。由于划成分时将我小舅舅张生值算成了我家的长工,这样我们家就被划为地主成份。我母亲张氏和三哥胡先民被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一个小脚女人被批斗时,站在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蹲下来又不许,吼叫声,辱骂声,威胁声,恐吓声,接连不断。就这样斗争,加之三哥先民被逮捕关押,判刑劳改,母亲常常以泪洗面。1953年,母亲最得意的儿媳二嫂生孩子时胎盘未下,因没有人来接生,更没有住院的条件,不幸身亡。这对母亲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接连不断的打击、摧残、忧伤、痛苦,再加上饥饿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精神恍惚,身体每况愈下,1957年坚强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一病不起,到七月不幸离开人世,结束了她年仅54岁的苦命。
   
     三哥胡先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后,遭受多次打骂批斗,土改结束时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在泗水宣判会上陪过被枪毙的死刑犯卫克明的杀场,从此失魂落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来三哥被判刑三年,在劳改队修铁路,从甘肃省榆中县境内一直往河西走廊西进。刑满后就业一年多,于1956年春季释放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后,因为是地主分子加劳改释放犯,在生产队里干最苦最累的活,还挨批挨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1958年县里大修曹家湖水库,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又长,加上吃不饱,大部分人实在忍受不了,有人就在附近的十八里堡的邮箱里放了个纸条,反映了这种情况。开邮箱的人发现后,立即将纸条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马上就当反革命事件调查。到附近学校对照老师、学生的笔迹,查不出来就扩大范围来查。因为我先民哥是地主分子,而且有文化,调查不出来就硬说是他写的。其实我们家离水库有40多里路,离十八里堡也有30多里路,他根本就没到水库劳动过,与他毫无关系。审讯时他觉得莫名其妙,坚决否认。于是,公安部门就召集群众对先民哥批斗打骂,逼着他承认。因为不是他做的事,再批斗,再打骂,他也不能承认。那个时候对于先民哥这样受冤受害的事情举不胜举。1960年大饥荒降临,地主分子更是雪上加霜,饿得难以忍受。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兰州阿干镇煤矿招收背煤的临时工,为了求生他抱着幻想到那里去应招。他在队里的另一处地方——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断山沟劳动,请假说到韭菜冲(隔一山沟)侄子家去。到韭菜冲侄子那里住了一夜,要了侄子胡维才的一件破衣服,第二天一大早翻山越岭,到古浪县火车站扒上拉煤的火车去了阿干镇。到了阿干镇打听情况时,他被当地派出所审查出地主分子身份抓进了看守所。三哥被关押后,天天被押去强制劳动。此时已到了冬季,天气越来越冷。他没有棉衣,只穿着几件破单衣,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就给在兰州一中上学的我写信,要饭碗,要破绒衣。在当时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我自己穿的破衣 烂衫非常单薄,只是心急如焚,怎么也找不到破绒衣或破棉衣,只找了两个小饭盆送到八里窑看守所,等犯人们收工后通过看守的人送了进去。三哥收到小饭盆后,写了 “收到搪瓷盆两个”的收条传了出来,但我未见到他本人。不多久,三嫂就接到通知,人已经死了。亲戚们私下推测,年仅34岁的三哥是冷冻、饥饿、劳累、病痛,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而死去的。三哥去世后,三嫂带着两个可怜的女孩改了嫁,因为地主家庭的黑帽子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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