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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二类汉奸中国共产党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二类汉奸中国共产党
   
   
   
    在全中国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毛泽东密派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乞求侵华日寇与中共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寇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紧密勾结,共同破坏民族抗日事业。

    潘在上海勾结日本特务岩井英一;联络、收买大汉奸李士群,并由李士群陪同秘密会见汪精卫。中共与日寇进行情报交流,潘将日方情报交流的原始电报传回延安。(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负责中共与日寇的交流电文收发。中共夺权后,编造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无耻地传播颠倒是非的谎言。)
    1943年,陈布雷指出:潘汉年、李士群之流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交往频繁;并有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与情报相互交换等。李士群为首的特务机构“76号”(“魔窟”)与中共地下党勾结,共同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工作人员。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日寇的护送。
    在汪精卫的帮助下,侵华日寇将其侵占的中国华东地区的8个县交给中共管理,以使中共军队(主要是“新四军”)在日寇保护下的“生存地”保存与扩充实力,积极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的抗日斗争。
    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耻地充当“二类汉奸”。
   
    共军表面上“加入国军序列”,其实决不听从国军指挥,只是享受国军军援(资金、武器装备、军服等等)。中共在其内部印发手册“教育”官兵:“对国府的物质供应”,“不要白不要”。
    毛泽东一面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英明领袖”,“蒋委员长万岁”,“中国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下,愈挫愈勇”等等,一面极力扩展与积蓄力量,准备日后夺权造皇。(毛对其心腹说“恨要无情,忍要无耻”。)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毛泽东任书记(主席),主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工作。毛提出“保存实力”,“坚持不打硬仗的原则,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把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进行侧面的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尽速向敌后挺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勿将实力暴露,以免遭受不测”,“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养精蓄锐”······
    中共打着“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幌子,指令共军在敌后避战,极力扩充实力与扩大地盘,多建“中共区域政府”,“争取”与日、伪“和平共处”。侵华日寇全力进击国军,而不对中共老巢延安发射一弹。
    共军接管上海后,有被俘汉奸认出李士群秘密引其见汪精卫的潘汉年,并对潘进行揭发。潘为了替主子脱罪,写了“替党(替毛)解脱罪责”的“见汪汇报”。毛以“内奸”罪将潘下狱。
    1955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此“罪名”纯系无稽之谈)将饶漱石逮捕,并把他折磨至死。因为当年任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知晓潘汉年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与日、伪秘密联络是“党中央授意的”。
    毛不打自招,公开声称“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新中国”。
   
    彭德怀要配合国军做些抗日的事情,他命令115师在国军抗击日寇的“平型关战役”中伏击日军(该师伏击了日军的一支后勤运输队,得手后大肆鼓噪共军的“平型关大捷”)。毛随后命令该师“化整为零”,分散在敌后“开辟与巩固”中共的“根据地”。
    彭德怀组织的“百团”破袭战斗(破坏交通运输线等行动),影响了毛“保存实力,为了日后夺权”的计划,受到毛的严厉斥责,彭从此戴上“暴露主力”、“置党的利益于不顾”的帽子,直到毛发动的“文革”中,此举仍做为彭的“反党罪状”之一而遭批判(中共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格格不入)。毛泽东痛批彭的另一个缘由,是因为彭的行为坏了毛与日、伪的罪恶默契。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顽强抗击日寇主力的持续猛攻,顶住巨大压力,大量消灭日军,使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之“泥沼”,为国际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军亦付出了巨大牺牲。
    毛的中共军那个时期也死人,有的是在敌后偷偷摸摸“开辟根据地”、扩充实力时,与对方摩擦而死;有的是在扩大地盘时,没来得及与对方联络好而“遭遇”而死;有的是在“百团破袭”后引发的对方“扫荡”中死;诸如此类。有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有目共睹:四百万国军将士,壮烈牺牲在“保族救种”的抗日前线,死得重于泰山。那些在敌后为一党私利而死的,当然属于另类。(国军不是不顾敌后,在敌后积极打击敌人的正是国军游击部队。)
    毛泽东靠暗中勾结日寇,得以在延安淫乐享生,坐视国军与国际力量抗日,静观待变。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一书中,揭露了毛与中共首领们,在抗日前方将士浴血战斗,每天都有牺牲的民族危亡关头,躲在延安纵情淫乐,歌舞升平,享受不合理的等级制度,不制造光明而制造黑暗。他亦批评“大人物”的恶劣带头作用。他说:多少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寻“美丽与温暖”,却到处体会“丑恶与冷淡”。他触犯了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权威”和中共的等级制度。他在中共领地中看不到合理市场机制与价值取向,看到的却是各级领导普遍媚上压下、任人唯亲、颠倒是非。王实味最后被中共砍了头,被扔进枯井,埋了。
    王实味等许多青年,为在中国建立人道与民主的新社会而来到延安。黑暗的中共政治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中共以“革命”口号掩饰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中共领导层对普通人员约法数章,却不许别人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纵容中共特务机构“社会部”,以“肃清托派”为名大搞恐怖政治,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之事时有发生(中共恐怖政治延续至今,今日中共匪警的口头禅是“活埋了你”,今日中共犬特的习惯语是“想‘人间蒸发’吗?!”······)。延安的中共宣传机器和政治保卫部门,束缚人们的正常思维,强迫人们与党保持一致、对毛个人崇拜。
    中国抗战时期,中共于1940年将延安的“大、中、小灶制度”在全党推广,并使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高级干部并被赋予了诸项特权。有良知的青年感叹“抗日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人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中共大礼堂的舞会经常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关心,青年学生一天只有两餐稀饭,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在不合理地享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干配警卫员、勤务员、保姆、伙夫、马夫,别人帮端洗脸水和洗脚水,帮在牙刷上抹牙粉。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成了毛泽东的私人汽车······
   
    曾有中共党员在东北参与组建“抗日联军”(“抗联”)。“抗联”在得知红军“东征抗日”后,积极西进,想与主力汇合共同抗日。而毛泽东的“东征”意图与抗日无关,毛在不能达成借“东征开辟外援通道”的企图后,迅速结束“东征”,根本不理“抗联”的事。“抗联”失败后,仅存的几百人被日寇赶出了中国国土。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命令这几百人回国为中共夺取东北效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延安“整风”(1942-1945),是毛泽东在国难当头之时,与日寇签订秘密协议后,为日后在中国复辟皇权帝制而整肃中共、铲除异己、大搞恐怖政治、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改“俄化中共”为“毛化中共”、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中共绝对服从于自己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经过“斗争”,毛派斗垮了“经验宗派”、“教条宗派”等异己派,使“毛思想”在中共“七大”被定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以“中共整风”为名,于1943年,把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调回延安,为日后夺权保存实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为颠覆国家政权加紧动作,加紧出击。毛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共军保住地盘、扩大地盘,抢先接受日、伪投降,抢收日军装备,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以夺权。
    毛派叶剑英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借飞机,运送共军要员回各根据地准备内战。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宋时轮等20名要员,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仅10天(1945年8月25日)就被从延安送到中共太行军区,继而准备内战。之后,毛装模作样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做出“和平”姿态以掩人耳目。此时,中共的内战机器已经发动。
    共军要员们先国军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从容地选择战场与战机,如:刘伯承抓紧组织上党战役;陈毅、林彪分头赶赴华东、东北,迅速展开内战部署。
    之后,中共又一次借美机将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从延安运到前线,其迅速整编主力与地方部队,并急派部队奔赴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里接管东北。
   
    日本投降时,国军主力由于在正面战场节节抗击日寇,此时远在华南,无法于短期回归内地。中共武装力量趁机倾巢出动,全力抢夺人民的抗日成果,抢收日军装备,抢占地盘,迅速扩充兵员,积极建立政权。
    中共大量收编伪军等汉奸武装(如林彪部,在东北收编伪满洲国军队数十万人,另收编门致中的伪绥靖军30万人、李守信的伪蒙步骑师团等等,并获取大量武器装备),为中共夺权效力。中共在东北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军火,招募了大量人员。中共并在苏军配合下积极攻城略地(如:共同攻克山海关),一扫全国抗日时的中共萎靡,为夺权而异常活跃。
    中共以“不要求收回苏联占据的中国领土”之卖国承诺,接收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缴获的一切日军的武器装备,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物资,并得到了苏联迫令其欧洲附庸国转手接济中共的、价值5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
    中共只说“美国用机、舰运送国军”而不提美国用机、舰运送共军(如:中共以“整编广东东江纵队”为名,要求美国用运输舰把中共的东江纵队运到烟台,之后将该部投入山东内战)。
   
    1947年,国民政府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同年实现了中国的首次直接民选(直选国民大会代表)。次年3月,国大一届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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