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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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访友纪行

   
   
    江棋生
   
   


    9月15至17日,我和徐辉、林子同赴郑州,与众多中原朋友畅开心扉真诚晤谈,度过了颇有收获令人难忘的三天时光。
    这次中原之行,乃徐辉兄一手促成。几年前,他就对我说,应当与中国的毛派人士直接见见面;当然,张宏良、孔庆东几位就免了。今年七月,他路过北京时与我当面约定,九月中旬去一次郑州。我从鸭绿江畔返京不久,他就与河南的袁庾华先生和邵晟东先生取得联系,商议敲定了我们的访友日程。
    对我来说,我乐意作郑州之行还有另外两个动因。
    一是想亲身经历和体验“郑州思想沙龙”所举办的活动。郑州思想沙龙已然历经20个春秋,是中国民间左右派人物能够共处一室,亮明各自观点却不反目成仇的思想交流平台。应当说,中原朋友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人们通常见得多的是,微信群中若观点相左、口味相异,很快就会冒出恶语相加的陋习;接着出现的,就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或深潜不语,或退出、或被踢出相应的微信群。即便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本来开心地聚在一起喝茶或吃饭,却因一言不合导致相互指责、甚至有人愤而离席的事,也并非罕见。在有些自由派团体中,我每每能亲眼目睹这样的一幕:双方过招不过三个回合,就会由平心静气突变为挖苦讥讽,进而是不断升温的人身攻击,最后双方都恨得牙根痒痒的,同时宣布“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海外的《独立评论》网站上,我常常读到闪耀真知灼见的随感随笔,也天天见到充满火药味的互殴互掐。再拿我加入的一个自然科学联谊会来说,也有人郑重其事地正式宣示:不赞同我见解的人,恕不欢迎到场;若不请自来,则不提供相应资助。此外,还出现两人因观点不合就拒绝同场与会、最后形同陌路的事。中原大地上的郑州思想沙龙,为什么就能越坡过坎坚持下来?我很想探明这一点。
    二是看望神交已久的巾帼志士刘真和陈卫。20来年前,就有人向我介绍过殷之声、刘真伉俪;后来他们的大女儿殷越来京,我曾和她见过面。1976年,24岁的刘真就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在伟大的八九民运中,又有她活跃、勇毅的身影。近年来,她汇编的《周末分享》,总会准时出现在我的邮箱中。于世文、陈卫夫妇,则是坚守信念、矢志践行的八九一代。2011年12月,他俩成功举办首届“中原论道”文化论坛。2013年清明节,他俩组织了在河北正定县举行的六四死难者公祭活动。2014年大年初三,他俩又在河南滑县主持了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祭奠仪式。2014年5、6月中,于世文、陈卫等郑州十君子被当局抓捕关押。至今,于世文这位公民化君子,仍被当局“依法”羁押,并面临被起诉问罪的“法律惩处”。
    中原访友第一站,是到邵晟东先生家中作客。9月15号,徐辉兄早早从厦门飞到郑州,先期抵达邵宅。我和林子则乘坐高铁从北京赶去。说来也巧,用电动车将我俩从燕庄地铁站送到经二路省委家属院的,是晟东先生的多年好友刘金洋;约20年前,他和袁庾华曾造访过我在首师大的家。小刘告诉我,他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俩去我家时,楼下和楼道里,都有便衣在值岗。
    我们三人与晟东先生虽是初次谋面,但却一见如故。徐辉兄在厦门大学当了多年教授、博导,遇上博览群书、萃取精华的晟东先生,自是相谈甚欢。立志并倡导做一位有爱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林子,从晟东先生身上看到了真切的希望。而我,则直言相问于晟东先生:可曾邀刘真一聚?又可曾邀陈卫一聚?晟东先生欣然答道:已经通知刘真和陈卫,明天下午三点在这里相聚。还通知了另外的自由派朋友和一些毛派人士。我笑着说:这样甚好!中午的便餐,是热心好客的晟东夫人下厨一手操办的,荤素搭配,干稀兼备,很有河南风味。
    15号晚上,郑州朋友罗自新应我之邀,来到经三路上的梧桐树酒店,与我们共进晚餐。小罗是一位地质高级工程师,但却十分关注人文、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事。席间,我边品尝小罗点的清淡可口的信阳炖菜,边向他推介郑州思想沙龙,请他挤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出席明天的活动。小罗告辞后,我们三人回房,打开晟东先生给我们的《回顾与展望——郑州思想沙龙十五周年座谈会纪实》,在灯下仔细研读。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朴实无华,言真辞切,帮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对郑州思想沙龙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靠谱的认知。
    16号上午,晟东先生依约前来我们下榻的酒店,我们三人就各自最为关切的问题与他进行交流和探讨。我最关切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做到圈子长期不散、沙龙不乏后劲。经过务实聚焦的沟通,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三条原因。第一、是他们真正践行了人权理念,不打折扣地维护人格尊严、尊重言论自由。而不是嘴上说能做到,事实上却自觉不自觉地动辄逾越红线。第二、是他们,尤其是沙龙的中坚人物、灵魂人物,不仅有自信有能力恰当表述好自己的见解,而且有自信有能力在换位思考下,对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有确切的理解和到位的解读。第三、当观点不同导致别扭、不快和冲突发生时,沙龙的中坚人物不仅有自信,而且肯花心血、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化解之道,而不是坐视不管、任其恶化,或束手无策、甩手了事,并以“话不投机半句多”之古训来为自己辩护。
    16号下午三点正,出席沙龙活动的朋友,除一位因有特殊缘故略为晚到外,其余各位全都如约到齐。晟东先生安排我、徐辉和林子首先作自我介绍。之后,我们便聚精会神聆听中原朋友的发言,而徐辉兄更是不辞辛劳,全程做了认真的笔录。在三个多小时有序高效的思想交流中,以下四点令我印象深刻:1、每位朋友都遵守了发言时限的规定,及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插话之规定。2、每位言说者都做到了观点鲜明、表述精要。3、自由派朋友对普世价值的真诚信守和深度领悟,让我刮目相看,心生赞叹。4、到场的毛派人士有教养有风度,能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听取不同的乃至根本对立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点没有《历史的先声》所揭示的心怀鬼胎和刻意蒙人,而是将自己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对策向社会、向论敌坦诚交底,和盘托出。
    当天晚上,我们和晟东先生夫妇、刘真、陈卫、史宗伟、王学东等郑州朋友随意小酌,再诉心声。得益于醇厚的杜康酒之助力,大家聊得十分放松、自如,在爽爽地分享思想成果的同时,更添一份亲切的同道情谊。
    17号上午,我们又通过袁庾华先生(他本人当时在新疆,一时赶不回来)特意邀请两位毛派人士来酒店,与我们作进一步交流。在这里,我必须破例点赞一下自己——我居然做到了和其他四位那样,既本色地率真直言,又丝毫无金刚怒目之状。甚至,我还微笑着对毛派人士说:“看来我们与你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不仅反贪官,而且反皇帝;不仅反皇帝,而且反制度。”他们也笑着回应说:“的确如此。”
    这次中原之行,我带去了自己的《点燃良知的烛光》一书;自由派朋友向我们赠送了他们的大著和好文;毛派人士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份重量级资料:一份是今年2月6日定稿的《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另一份是今年7月20日修订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的初步分析》。实话实说,我回到北京家中后,首先花心力好好研读的,是毛派的两份“历史性文献”。而且,我特别想在本文的结尾部分,简要地写下我的两点阅读心得。
    第一点心得是,我清楚地看到,毛派尖锐地指出:在当代中国,国有制就是官有制,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疑,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毛派同时言之凿凿地认定:在毛时代,国有制就不是官有制,而是全民所有制,因而工人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显然,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大相径庭。自由派认为 :在毛时代,所谓“全民所有制”同样是官有制、权有制,只要是无权者,就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
    第二点心得是,我同样清楚地看到,毛派一针见血地判定:在当代中国,工农劳动群众根本不是《宪法》上写的那样,是国家的主人,而是“社会底层的奴隶”。无疑,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高度契合。但毛派同时不容分辩地认定:在毛时代,工农劳动群众就是国家的主人。显然,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完全相悖。自由派认为:在毛时代,工农劳动群众只有“听党话、跟党走”的份,哪有可能摆什么当家作主的谱?例如,对官家的主张惟命是从的申纪兰们,她们是国家的主人吗?又如,我在毛时代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我的日子是比政治贱民要强不少,但是,我与国家的主人可没半毛钱关系。说真的,毛时代的普通民众,不要说奢谈当什么国家的主人,就连当个享有基本人权的公民,都如痴人说梦,完全找不到北。
    毋庸讳言,自由派与毛派的上述分歧,清楚、明确、重大、深刻。我想,我会向徐辉兄提议,不久之后我们再作一次中原之行,其主旨是与毛派人士再次面对面坐下来,针对上述两大基本分歧,开诚布公进行思想交锋。顺便,也可再次挑战一下自我:在良知、史识和学养将经受严峻考验的动真格的争鸣和论战中,真能自然地脸带微笑、不失公民精神和君子风范吗?
    2015年9月2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28日播出)
(2015/10/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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