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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及非营利组织,意指郭玉闪?

   习近平谈及非营利组织,意指郭玉闪?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在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习近平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其中,首次公开表达他对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看法,他说,欢迎和支持他们来华发展,我们愿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协助,中国重视境外非营利组织在华活动的服务管理工作,依法规范他们在华活动,保障他们在华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规范、有序开展活动。他没有提及郭玉闪的名字,但言语中流露出对此类案件的关注,可以推断,官方忽然释放郭玉闪,既与习近平访美有关,又与中国对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看法微妙变化有关。
   


   海内外與论一直比较关注郭玉闪,他是著名的中国非营利组织,身为智库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现在,他被官方以取保侯审的名义,离开了警方的看守所。虽然此案留下一个尾巴,但没有大的变故,郭玉闪尽力低调一些,可能等一年届满,他也就恢复了自由,在司法并不独立的中国,他赶上习近平访美与美方关注中国非营利组织之际,这对官方有一点触动,他被解除了监禁,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与记者刘虎不太一样,他选择了沉默,也许不发声或违心地认罪使有些人失望,但对受难者来说,自由总比坐牢要好一些,反正认与不认,都不能改变此类政治案件的实质,它们都是“欲加之罪”的冤假错案。
   
   其实,他的被捕与当时中共的恐慌情绪有关,自从黑龙江安庆发生警民冲突的案件之后,民警李乐斌开枪击毙了访民徐纯合,曾引起众怒,而维权人士“低级屠夫”的介入的背后又有非营利组织的影子,恰恰这些组织的部分资金又来自美国,在多年的與论洗脑战中,人们普遍形成的印象是,美国给的钱不是好道来的,他资助的海外资金是借助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搞事,于是,警方很容易找到自我解脱的利器,他们不是查找自身权力失控的问题,而是把社会不稳的原因,归于“海外敌对势力”的做祟,类似郭玉闪这样的人就成了替罪羔羊。去年10月,他先是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今年1月3日被正式逮捕,又改了新的罪名:“非法经营”。他的妻子潘海霞在微博上曾写道:我于2015年1月6日下午2点收到玉闪的逮捕通知书。这算是给他的新年礼物吧。。。。。。小宝,你保重。
   当然,这是他们给孩子的礼物,有一点带泪的幽默感,但来得太沉重,更沉重的是,中国的公民,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不是受到社会的鼓励,官方的奖赏,而是被包装成一种特殊的“礼品”(囚徒),送给美国人,以换取对方的一些让步,这不是第一次,江泽民时代就有,现在又发扬光大,真是一个悲剧,那么,郭玉闪的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呢,官方一直在回避,由于媒体的失声,一般的群众也不知道,假如要象习近平承诺的那样给予保障,要怎样落实呢?我没研究过非营利组织的事,对郭玉闪也不甚了解,但我与他资助的“政治犯”杨子立有一面之交,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2013年11月6日,杨子立应加拿大某一团体的邀请来开会,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我的电话,我们就联系上了,我在北约克的一家韩国餐馆请他吃个便饭,谈及中国的政局和他过去坐牢的经历,他说他很感谢郭玉闪,因为出狱后没有工作,就在他那里做事,有了每月几千元的稳定收入,生活过得还可以,我才知道了“传知行”是干什么的,杨子立具体工作是做社会调查,内容涉及进城的农民工,不仅要深入全国的一些工厂,接触大量的民工,而且还要撰写报告,给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我想,这是多么好的,又适合他的工作啊,于是,对郭有了好印象,因为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云集着农民工,他们很多人的苦难被忽略,比如,为了生活,他们大都夫妻分居,又正值身强力壮的虎狼之年,那么,如何解决性饥渴的问题呢,等等,我自己坐牢时也接触不少的民工,由于日益边缘化,被政府所遗忘,故此铤而走险,成了犯罪的主体,而杨子立的工作是弥补了官方的缺欠,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这应当受到尊重和保障,但杨说,警方一直在骚扰他,他搬了几次家,等回北京后还不知道住哪,有人劝他留在加拿大,他又愿意回家,我真的感到悲愤。
   无疑地,杨子立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因为言论而坐牢8年,妻子离婚,一点怨言也没有,还帮助当年出卖他的,至今滞留泰国申办难民的那个“特务”李宇宙,为他出具有利于他的证词,使我感到惊诧,他真的在摒弃个人恩怨,推动中国进步,而又愿意在郭玉闪的公司做事,从他介绍的一些情况看,警方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抓郭,而现在不向他道歉,只是为了应合曾被其指责为“敌对势力”的美国,就不明不白地把人放了,视《宪法》,《刑法》如儿戏,这怎样引导自己的国民“依法治国”呢?我不知道2014年10月9日抓他时,是否是中南海最高层的直接命令,但依据上述习近平的讲话,可以肯定释放他与访美不无关系。当然,释放总比关押要好,但以后中国对待非营利组织的政策会有改变吗,还是一如既往,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总体上看,海外的一些非营利组织背景比较复杂,因为我没申请过资助,详情不太清楚,但我想,它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有些人不想让中国稳定发展和平转型,借助人权等问题搞事,但更多的美国捐款人是善良和积极的,他们通过类似郭玉闪这样的公司帮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件大好事,比如,2012年5月,郭玉闪曾冒着极大的风险,驱车将奇迹般逃离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接到北京,并送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此事一时震动整个世界。这一功绩首先应归于郭及其非营利组织。当然,我对陈光诚留美后的一些言行,特别是对其与美国政客的过于密切的瓜葛不以为然,但郭的初衷绝对是善意,向上的,至少是对“政法王”周永康罪行的一种有力的揭露。
   因此,人们有理由检验习近平的承诺,我建议,对待郭玉闪不仅要释放,而且要恢复非营利组织“传知行”的活动,美国给的费用要继续用好,当地政府也要拨款给他们,使其壮大成长起来,象杨子立这样可爱的年轻人要由国家安排稳定的工作,要平反和国家赔偿,要安居乐业,要多写一些类似《农村调查记事》的文章,多表达一些农民工的诉求;类似郭玉闪这样的英雄要大力表彰,政府安排一个政协或人大委员的头衔给他,鼓励他多为国家献计献策,难道多一些郭玉闪,杨子立等,多一些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中国就动乱了吗?政府就垮台了吗?我看恰恰相反,留那些花瓶式的阿谀奉承的拍马屁“人大”和“政协”委员干什么?越搞社会越焦躁,越不稳定,越虚幻,难道经历了“天津大爆炸”和柳州连环爆炸案,政府的头脑还不清醒吗?赶快还非营利组织的正常地位吧。
   2015年10月3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0月4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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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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