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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试看毛式共产魔教主义逞最后疯狂


   
   

   
    GT:试看毛式共产魔教主义逞最后疯狂

   

   
   黑匣子主义认为,其实,并非什么“‘中国式病毒’肆虐时代的来临”,而是毛式共产魔教主义最后疯狂时刻来临也!

   
   
   个人标签:
    ★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推进民主自由 扼止独裁专制 维护人类尊严 实现世界大同★
   
   
   【附件一】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中国式病毒”肆虐时代的来临

   

   
   作者: 张博树

   

   
   “中国病毒” 就是:腐败在征服全世界!即中国式腐败,党国体制之下的这样一种腐败,权钱交易,不但征服了中国人,而且在征服全世界。它通过利用并放大人性中负面的、恶劣的东西,造就一代代病态的、奴化(臣民化)的、精于计算的、老于世故乃至不知羞耻的人格。这些东西构成一个专制体制运行的基础。我们正在目睹的中国新极权主义,就是既要在内政方面实现党国中兴,又要在外交方面实现红色帝国的崛起,后者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把民族国家的逻辑和党国政体的逻辑结合起来,给全世界的那些威权政体提供着“榜样”, 因此具有了某种征服世界的力量。这种病毒的危害值得世界高度警惕。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中国式病毒”肆虐时代的来临

   

   
    ——在中国研究院“中国式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5年9月20日)

   

   
    张博树

   
   
GT:试看毛式共产魔教主义逞最后疯狂

   张博树博士
   
   中国研究院开张两三年了吧,意见分歧的时候居多,但今天好像是个例外,大家异口同声在夸奖何老板。说老实话,夸奖是应该的。你看,我也很认真,我也要夸奖,把何频的文章看了,还做了点笔记。我同意(冯)胜平的说法:极具思想力。思想力,在这里意味着有某种洞悉、洞察。何频是不是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何频很敏锐、很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刚才好几位都提到,对这个现象大家都有所感悟,也都在琢磨,怎么来把这事说清楚?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词:“中国病毒”。我不禁想起李慎之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说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时,特别激动,然后看到胡风的一句诗:“时间开始了”,觉得此诗特别贴切,但又心生嫉妒,这么好的诗怎么让他给提出来了?我们现在大概会有同样感觉: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怎么“中国病毒”这么贴切的词让何频提出来了?(笑)
   
   我自己也在认真琢磨这个事。刚才有些讨论,说“中国病毒”哪儿来的?毛负的责任大,还是邓负的责任大?何频自己的文章里,讲到邓负的责任更大。我基本上赞成这个说法,因为当下所谓“中国病毒”,它指的是什么?最概括的回答就是:腐败在征服全世界!中国式腐败,党国体制之下的这样一种腐败,权钱交易,不但征服了中国人,而且在征服全世界。这当然是“中国病毒”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那么这种党国体制下、中国式的权钱交易,这样一种腐败,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呢?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这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年代,邓坚持了毛的专制独裁那一套,又放开了市场的潘多拉匣子,他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了,有了这两个东西,才有了中国式权钱交易,才有了腐败蔓延,才有了孙立平讲的“社会溃败”。这个背景和逻辑应该说很清楚。毛泽东那个年代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正是因为毛泽东把“斗私批修”,把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和道德禁欲主义推到了极端、推到了极致,才可能有后边的这样一种整个社会的大翻转,金钱的力量、物欲的力量以惊人的方式重新迸发出来,这个历史逻辑的连续性,是以反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连续性链条就是我刚才说的:毛时代奠定的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被邓全盘接受下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造成最野蛮的社会后果,这是中国今天这种权贵经济、道德堕落和腐败,社会溃败及其蔓延的基本背景。过去这类现象只是在中国国内,国人互相感染、互相中毒而已。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后,和外国人的交往多了,做买卖的时候也多了,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中国人跑到外国去,这个过程里,很自然,中国人会把国内那一套生意术也用在老外身上,且屡试不爽,同样有效。外国商人为了赚钱势必在中国式生意经面前就范,学会了“搞关系”,巴结中国官员。这个过程,用(罗)小朋的一个词,并非是说谁在主观、故意地如何如何,这是一个自然扩散的过程。把中国国内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很龌龊、很低劣、很见不得阳光的做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国际间交往的潜规则。而老外过去大概没这个东西,但他们能够接受,能够心有灵犀,一点就通,这当然涉及刚才好几位都谈到的“人性”——胜平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在这儿需要进一步解释,因为人性内容很复杂,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觉得要更准确概述的话,应该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腐败,是利用并放大了人性中负面的、恶劣的东西。我在过去的写作中把这种负面人性归结为“生物性”,这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哲学人类学概念,这里无法展开。简单说,正因为它是人性里边都有的,所以,不管是哪国人,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只不过在西方的法治经济范围内,这东西没有伸展空间,而在中国就不同了。所以这是一条。就是说,中国式腐败征服全世界,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但导致了重大后果的一个过程。
   
   用“中国式病毒”的扩散来形容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相当贴切的。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再扩大一下的话,那还有其他的现象。比如,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往往被西方批评,你援助不讲规则,不讲底线,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人、什么政府都支持。中国政府自己则美其名曰“我们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少老百姓大概也相信这个东西,他们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嘛!而在西方,美国也好,欧洲国家也好,在对某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时,是有一定政治条件的,比如说,你不能是一个过于专制的政府;我给你提供援助的话,会要求你在国内政治、社会方面,做某种改革。也就是说,他们把经济援助、经济合作和受援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当作一个有联系的课题来处理。中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党国统治者自己就不赞成什么民主化,他自己就是拒绝民主化的。那么他这种援助除了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外,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支持、加强了那些专制政体,反过来又使讲原则的西方在这些场合显得比较被动,比较尴尬。这是不是也是某种“中国式病毒”的扩散?我不知道何频原来的思路里是否包含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伸展性讨论的话,这些内容也可以列入。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准确一点的学术上的定义或者概念,来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我跟何频在短信交流时也涉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这个文章基本还是描述型的,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定义。当然我也没想好。假如我们借鉴一下,西方现在有个词不是叫“软实力”嘛,一个国家除了硬实力以外还有软实力,指的是我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国家强力,而是靠我的价值观、靠我的文化产品、精神产品所弘扬的那些东西,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吸引,让你认同我,这叫作软实力。比如说美国大片、迪斯尼动画片,谈的都是非常普世价值的东西。不是光靠武力征服,而是靠一种道德的、价值观念的力量来征服你。这种软实力概念被认为是政治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以此作为参考,何频所讲的“中国式病毒”,其实也具有某种“软实力”的特征,只不过着力点正好相反:它也不是靠强力,而是靠吸引,但这种吸引,是利用人性中低级负面的东西,打进去,污染人类心灵、恶化人类交往。它确实行之有效,但从道德角度讲,效果完全相反,它在颠覆现存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软实力”加上一个定语,称为“恶的软实力”,“负能量软实力”。它是在放大人性中卑劣的东西,但确实对获得实际利益有帮助、有好处,显得特别“好用”,无论是在个体的、民间的场合,还是在国家的场合,这个东西似乎都无所不在。这是不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呢?
   
   那么,“中国式病毒”和今天人们常讲的“中国模式”是个什么关系?在座的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红色帝国”的问题。昨天在另外一个会上我还发挥了这么一种想法,没有写成文章,还在构思当中,就是,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国统治者在力图实现党国中兴、谋划内政外交新格局的过程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架构,这个架构可以归结为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的结合,它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体现了某种新的历史演进阶段。昨天那个会上,我曾把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政治的发展和文明演进,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我在这里再简单地概括一下:
   
   第一个阶段我指的是19世纪,那是一个在主权国家框架内,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支配一切的世纪。那个年代,强调民族国家逻辑,认可帝国扩张的合理性。当然这个东西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框架以来就有了,只不过在19世纪达到高潮,以至于直到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主张和论证套路,还是建立在对这个原则基本认可的基础上。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前半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把它称为“两战时代”。“两战时代”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否定19世纪弱肉强食原则的新原则。它比较突出的代表,就是一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点和平倡议,那是一个体现康德主义精神的文件,强调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各国间的争端,不应再诉诸武力,用拳头说话应该被历史所淘汰了。这个原则很具有超前性,甚至在美国国内都是很有争议的(威尔逊提出来以后,当时的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但是这个原则从后来的历史演进来看,具有极高价值和足够的历史深邃性。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联合国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尽管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的状态。这是“两战时代”的正面结果。“两战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治上它们都以极权主义著称,外交上都有某种扩张性。具体过程咱们就不说了,比较复杂。这是“两战时代”的特点。“两战”所以能够发生,其实还是19世纪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的延续。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扩张行为、弱肉强食行为才成为被人类共同体禁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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