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国
藏人主张
[主页]->[现实中国]->[藏人主张]->[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藏人主张
·左拉复活控诉不断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点滴
·達賴喇嘛的特別講話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图片新闻
·五百强上山,四强当先(图片新闻)
·新华社派记者访探全球藏人特别大会
·嘉乐顿珠等就中共否定邓小平有关西藏言论澄清事实
·藏人特别会议与15条西藏独立建议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小组讨论会结束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闭幕
·达赖喇嘛警告失败的可能
·达赖喇嘛暗示选择一位女孩为继承人
·“对”“错”之争,鹿死谁手?
·“藏人依然不解达赖政策”
藏中文化交流一瞥
·运用不一样的汉语文
·藏中“放屁”比较研究
·达赖喇嘛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见面会(图片新闻)
·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新闻自由和法治
·袁红冰与达赖喇嘛见面发言
·慶祝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0周年(图籍)
中国转型问题
·赎回选票行动的背景资料
·赎回选票行动发起人声明
·赎回选票行动致全国选民的一封信
·赎回选票行动发起记录
·赎回选票行动指南
·赎回选票行动义工自传
·赎回选票行动公报
·波澜初现--赎回选票行动一周进展及述评
·发酵--赎回选票行动一周进展及述评
·网络围剿下的胜利
·赎回选票征求专家法律意见和公民意见
·赎回选票行动申请护照被拒、电脑被扣押
·更正第302号声明及向公众致歉
·关于公民不合作的对话
·唐荆陵就赎回选票行动答刘飞跃问
·结语-选票里面出政权
·中共已经变成权贵党
·关于谢长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一案
·中国与法国大革命遗产
·拒绝遗忘
·中国不具备“和平非暴力”的改良条件
·中国加紧控制互联网
·“中国执行死刑数字仍居全球之首”
·北京从订单外交跨越信贷外交
·改革三十年與中國的畸形發展
·伊朗大选与中国
·推迟绿坝是网民的胜利
·中国人无能还是北京嚣张?
·共产党改变了吗?
·中国经济的的“麦道夫”骗局
·关于本人放弃中共国籍的声明
·艾未未谈谭作人案和他自己被软禁过程
·论近60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革命观念之嬗变
·中国跨入全球失败国家行列
·檢點「新中國」六十年史
·中国建国60周年人权听证会
·北京举行中共建政60周年庆典
·冯博士委托唐律师起诉意味着什么?
·“国进民退”威胁中国经济
·米奇尼克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
·揭開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
·中美贫富差距的比较
·德国学者再批中国作家
·刘晓波和中国政府谁在发抖
·自由诗人王藏被警方強行羈押并遭殴打
·环境维权将成为社会冲突的重点
·从谷沟事件看中美“网路战”的前景
·中国99%的白领要破产
·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为何总是失灵?
·知名作家杨天水准备狱中绝食
·美议员称中国是“数码暴政”
·高智晟失踪后“出现在五台山”
·内外双重压力煎迫之下的人民币
·下辈子还跟你结婚
·外媒披露高智晟更多详情背景
·中国黑客发动网络攻击
·进退维谷的在华外商
·恭喜胡锦涛先生获此殊荣
·中美人权对话“各说各话”
·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
·法律上白皮书表明言论自由缩小
·中国深陷罢工危机
·南京爆炸和巴国坠机
·“《日美共同宣言》决定针对中国”
·《哲人之恋》与袁红冰
·中国学术论文投稿抄袭现象严重
·中国模式制度还是法术?
·兴高采烈地内斗吧
·胡德平挺温透露出哪些政坛信息?
·十七届五中全会前瞻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作者: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前因后果
   
   (四)
   
   
   
   D、权力的“积极腐败”——中国经济的崛起
   
   城市经济改革:权力的“被腐败阶段”——中国经济的兴起
   
   
   
   根据前文所述,作为中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是在一个现代人玩的野蛮游戏中,通过种种合法与不合法,公平与不公平,正当与不正当,甚至邪恶与不太邪恶,可耻与不太可耻的拼搏奋斗,才取得成功的。或者说,它是在不断受到旧体制阻碍和制约的情况下,不断向权力阶层提供利益供给,甚至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而后走向崛起的。以致由此可以大而言之:它的崛起,是权力与市场媾和之后开出的“恶之花”和结出的“恶之果”。虽然,对于它的崛起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究竟是福是祸的问题,现在还不是给予评说的时候,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崛起,不是文明的崛起。那么,对于与它处于同一环境条件下崛起的中国经济(注:此处所指的中国经济为全称概念,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等成分在内),其崛起过程又如何呢?答案,显然同一的,都是不文明的崛起。而唯一的差别,仅此是其中的性质和手段各有不同而已。
   
   
   
   在此,为了便于了解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特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1979——1992,为城市经济改革阶段。(2)、1993——2003,为国有企业改革阶段(包括中小型企业改制、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3)、2004——现在,为城市化建设阶段。
   
   同时,为了揭示权力腐败与中国经济崛起的互为因果关系,也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1979——1992,为权力的“被腐败阶段”( 收受贿赂);(2)、1993——2003,为权力的“自腐败阶段”( 以权谋私、索贿);(3)、2003——2013,为权力的“积极腐败阶段”(权力寻租、设租)。在此,暂将习近平反腐之后的权力腐败排除在外。
   
   此外,为了揭示整个经济中国时期权力腐败程度和范围的不同,再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1)、1979——1989,为权力的“局部腐败时期”;(2)、1993——2003,为权力的“大面积腐败时期”;(3)、2004——2013,为权力的“全面腐败时期”。在此,也将习近平反腐之后的权力腐败排除在外。
   
   
   
   诚然,中国经济的由衰转盛,是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还处于改革与不改革,大改革与小改革,单向改革与双向改革的激烈斗争之中。或者说,是还处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斗争之中。而在经济领域,就是还处在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激烈斗争之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推动下,以及深圳蛇口特区改革经验的启发和带动下,已经开始由各业萧条,走向了百业俱兴。如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经由文革前后的停产办停产状态,普遍恢复了生产,开始出现转亏为盈损状况。与此同时,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初具规模,商品流通领域的日趋繁荣等等,都是中国经济在遭到文革的巨大破坏之后,重新兴起而出现的大好局面。
   
   
   
   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正是胡耀邦、赵紫阳所领导的十年新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正在朝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正道上走。在政治方面,开始出现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思想舆论空间较为开放,社会公平、公正、正义、人权等方面的问题,也相对有所改进和提高。而在经济方面,与经济体制性改革配套的一系列“分税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正在各个层面有序进行,城市基础建设逐步展开。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处在一个有条不紊的良性发展状态之中。在这其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名义上还是属于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因而,对它无论进行什么形式的改革,都是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像后一时期那样,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权贵资本主义的建设。
   
   
   
   但与此同时,一个影响和危害当代中国至深且烈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来,并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无药可治的“中国特色病”。而这,即是本文一再指出的,由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而产生出来的是权力腐败。即:由于中共高层在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不是先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是让生产力的发展去逐步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而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生产力在迫于发展的情况下,唯有向权力阶层投其利益所好,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而使权力腐败的“潘多拉之箱”,从此打开了。并由此演变成为改革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巨大推动力和生产力。因而,以此来看后来的中国经济,倘若没有这种由权力腐败产生出来的巨大力量,时时、处处在暗中铺路搭桥,里应外合,那么它要突破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遏制,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不难见出权力的腐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么大了。
   
   
   
   对此,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实为据。深圳特区建立之初,虽然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特区政府也制定了不少开放政策,但基层的政府官员,由于观念没有转变而行动迟缓,没有制定出当地的具体开发政策。此时,有人看好在新竹村海边的礁石下上,投资修建一个纯净水厂。于是,他找到生产队长,交上项目开发报告。队长看后没有明确表示,只说要回队里商量了再说。但几天后,却以群众不同意为由,拒绝了。于是,他只好按照当地求人办事的规则:找关系、请客、送礼,才算过了关。但当他把报告送到大队后,大队长却以那个地方只能搞养殖业为由,也拒绝了。于是,他只好又找关系、请客、送礼,算是又过了一关。随后,当他带着生产队、大队盖章后的报告找到公社社长,社长却翻出一个10年制定的不准许私人在海边搞种养殖、建筑房屋的文件,明确拒绝了。随后,尽管他几次找到社长申述理由,还是没有得到准许。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头找到队长和大队长,再请客、再送厚礼,托请他们去做社长的工作。没想到,这一招却显灵了。没几天,社里就让他把批准开发、建设的手续办好了。
   
   
   
   虽说这一小事,在充满宏大叙事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谓多如牛毛,不值一提。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异常深刻而又带有普遍性的。而这,即是权力腐败存在的两面性问题:一方面,它对于社会的道德、公平、正义,甚至法律、法规,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于打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和陈规陋习,促进经济的发展,却具有极大的建设作用。故而,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由腐败产生出来的力量,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推动力和生产力呢!具体而言,上述故事中的队长、大队长和社长,倘若他们都拒腐败的话,那么公社制定的那个旧文件,显然是无法改变的。而他那个后来对社会有益,对自己有利的项目,也就建不成了。对于这种拿钱办事,拿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拿钱不办事的社会现象,当时曾有人把它戏称为特区开发“秘诀”:“腐败是改革的催化剂”;“腐败是开发的发动机”;“腐败是发展的润滑油”;“腐败出效益”;“腐败赚大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这并不是说特区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是这样开发出来的。而仅此是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因为当年特区开放热火时,蜂拥而至的投资开发者,既有来自港、澳、台的商人,也有来自内地的商人;还有来红墙深院的太子党、红二代商人。同时,还有来自国家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政府的办事机构,以及设立的窗口企业。而在这些人中,那些来自港、澳、台的商人,由于他们长期与沿海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还与当地政府官员有着种种利益系。因而他们如今是提着大款来投资,各地政府官员自然是一路绿灯护送,要什么给什么。而这中间发生的权力腐败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道明白的。至于那些京城来的太子党、红二代商人,如果不是通过高层与地方的具体沟通过,就是手中持有高层的“红条子”,即便再次,也有省高层出面为之张罗。而那些来自国家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政府的办事机构,以及设立的窗口企业,则更是被优待者,可谓是要房有房,要地由地。这其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但暗中的权力交易则是不言自明的。而唯一这一时期到特区创业的内地商人,才是万事只能靠自己。因而可以说,他们几乎都走过这条由钱开路的创业路。
   
   
   
   然而,这种无钱不办事的“特区病”,又岂止特区有,而是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处处都有。尤其是随着内地经济建设的发展,便很快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而这,就是创业所需要计算的成本:茶水费、打点费、搞定费。及至发展到后来,已经是请客送礼行不通,只有直接送钱、送房、送车才行了。对此,只要在国内有过经商创业经历的人,无不深解其中三味,便只有“在商言商”,各显神通了。对此,记得曾有这样一句话,在90年代的中国最为时新与时髦,叫:“勾兑”。而“勾兑”,本来是中国白酒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工艺技术。其工艺过程,就是将库存的原汁基窖酒与刚生产出来的普通酒进行调配,以组成各种品位不同,酒精纯度不同的窖酒。而这句话被普遍用之于社会,便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勾兑”。而这种“勾兑”,既可以是关系上的“勾兑”,也可以是感情上的“勾兑”。但一旦用在商场上,就是利益上的互相交换了。于是,当这种“勾兑”现象进入经济领域,并形成社会风气之后,权力腐败便由台后走到了台前,由隐现状态走向了显现状态。最后,演变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凡是那些没有腐败出现的地方,就是经济发展不起来的地方;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就是腐败无处不在的地方。而中国经济正是这样伴随着腐败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的。
   
   
   
   当然,客观地看这一时期的经济中国,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现象,大多数还处在“局部腐败”时期的“自腐败阶段”,而没有形成后一时期那种覆水难收的局面。而笔者所说的“自腐败”,指的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利益服务,而在事前或事后收接别人的礼物、财物之类。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当事人主动索要,而是被动接受的。它发生的时期,也就是经济中国的前一时期,也即在79年——89年这10余年间。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对贪腐的标准定的很低,5000元以上就要立案,10000就是大案。政府官员,对“拉关系”、“开后门”等“不正之风”,普遍还有着思想上的抵抗力和道德防线。所以,敢于公开收接贿赂的并不多。而敢于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者毕竟还是少数。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