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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罗辉】要盟,神不听!

【罗辉】要盟,神不听!

   作者简介:罗辉,男,西历一九六八年生,江西吉安人,现供职于吉安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四日乙亥耶稣2015年10月26日

   

   有不少反儒的人或以为由于孔子的某些言行不符合他的口味或观点而反儒。例如,有人因为夫子背蒲人之盟而认为夫子背信弃义,以之作为反儒依据。关于夫人违背蒲人之盟,当时子贡就有疑问,曰:“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①对于这件事,夫子当时就明确地作出了解释,所以针对那些个反儒者不懂儒家诬蔑夫子,笔者很是不以为然。

   

   近翻阅《二程集》,读到其中有一段语录明道先生是这样说的:“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为,况圣人乎?果要之,止不之卫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将何辞以对?”②观此语录,明道先生程颢似乎也是以为夫子背蒲人之盟是不对的,认为日后夫子哪里还有脸面再见蒲人?!明道先生是北宋大儒,连他都这么认为,故笔者觉得这件事比较严重,有必要考究一番。

   

   关于夫子背蒲人之盟一事的前因后果《孔子家语·困誓》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为了方便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全面理解,这里将整个历史事件抄录如下:

   

   孔子适卫,路出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又伐树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宁我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卫侯闻孔子之来,喜而于郊迎之。问伐蒲,对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为蒲者,卫之所以恃晋楚也,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灵公又与夫子语,见飞雁过而仰视之,色不悦。孔子乃逝。③

   

   此事件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之中也有记载,内容基本一致。

   

   孔子和他的弟子去卫国,经过蒲地时正碰上公叔氏欲凭借蒲地背叛卫国,公叔氏害怕其阴谋让孔子带到卫国国君那里去,因此就阻止孔子不让他们通过,并想把孔子师生扣留下来。孔子弟子和蒲人正要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说公叔氏他们当时叛乱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大多数蒲人是反对公叔氏背叛国家的,故公叔氏他们提出:只要孔子他们不去卫国都城把他们欲背叛卫国之事告诉国君,就让孔子他们离开蒲地。也就是说,只要孔子他们就开蒲地不管卫国及蒲地的“闲事”,他们就让孔子师生平安离开蒲地。公叔氏们也知道,孔子是个诚信君子,只要孔子答应这个“盟誓”,也就不为难他们。那么在这里摆在孔子面前的只有二个步骤三条道路:第一,不答应“盟誓”,任由弟子公良儒组织与蒲人战斗。第二,答应与蒲人立“盟誓”。与蒲人“盟誓”后,夫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盟誓”后,象明道先生所说的遵守盟誓,信守承诺,不管闲事,离开卫国,因为那是他国之事;二是“盟誓”后继续去卫国都城,管定了这“闲事”——即将公叔氏欲背叛卫国一事告诉卫国国君,阻止其阴谋。

   

   由此我们来看,如果孔子选择第一个方案,不答应“盟誓”。那结果将会怎样呢?那必定是孔子的弟子们与蒲人将要进行一次血斗,弟子们也必然是寡不敌众,孔子和弟子们也必将战死或被囚禁。并且,如果象这种结果下来,还很有可能导致公叔氏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控制蒲地人心,促使公叔氏加快叛乱步伐。如果孔子师生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孔子师徒与公叔氏订立“盟誓”后不管闲事,息事宁人一走了之。但这样做的结果孔子师徒倒是自我保全了,可是公叔氏的背叛计划则是没有得到任何制约,反而会气焰更加嚣张,公叔氏会认为别人都害怕他们的邪恶;并也会这样认为,由于他们的叛乱阴谋已被孔子他们得知,他们不想夜长梦多,也许会加快叛乱步伐。第三个方案则是孔子选择了的事实,孔子“盟誓”后继续去卫国都城,管下了这“闲事”,将公叔氏欲背叛卫国一事告诉卫国国君,建议卫公讨伐公叔氏阻止其阴谋。结果避免了因“血斗”会带来的牺牲,虽然卫公没有接受夫子讨伐公叔氏的建议,但从历史记录的史实上来看,显然是遏制了公叔氏的公然背叛。

   

   我们知道,孔子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一个不但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是胸怀天下、关爱天下苍生的圣人。当他们师徒遇到这样一个棘手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去“管”,但也不可能盲目地去“管”。象第一种方案,如果孔子选择了,可以获得一个勇敢或烈士的称号,但那是与事无补的。这样的结果则是不但把自己师生摆上了身家性命,对卫国和蒲地人来讲也没有丝毫益处,还可能会加速公叔氏的反叛。这对夫子来讲,是一种子路式的方式,正如夫子对子路的评价:“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④而象第二种方案,如果孔子选择了,也可以获得一个守信的名誉。但要知道,这样虽然是守了信,可于夫子来讲这却是见义不为,是不仁不义的人所做之事。所以作为“圣之时者”的夫子,自然采取了第三个方案。对于这个做法,当时子贡虽是有疑问,然而夫子断然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

   

   这就是孔子的权道。

   

   权道是一种面对重大而又棘手的事情非常难以把握的处理艺术。关于什么是权道,余东海先生是这样解释的:“经者,常道也、基本原则、普遍规定也;权者,权宜变通也,方便善巧也,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也,是对经的灵活运用。易经中说:穷思变,变则通,通乃久,讲的就是权道。易经的易,有变易、不易(不变)、简易三义。其中不易与变易,就是经与权的关系。”⑤夫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⑥学、道、立、权,四个境界,层次分明。学是各种学问。道是修行圣人的大道。立是修道而能立定根基。权是推行大道而能通权达变。由此可见,要把握权道是要有相当高的修学境界。

   

   正因为权道难以把握,所以人们对之常常会产生误解或错解,甚至把儒家的权道妄等于阴谋、妄认同于为了利益的“两害相较取其轻”,以为也是“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其实都不是。儒家的权道是有相当严格的前提条件的,更与近代以来所谓的权变思想截然不同。于此,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有明晰地论述:

   

   “我们知道,公羊家的经权思想与现代流行的权变思想虽然都讲权,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公羊家讲行权必须有道,必须在可以然之域,决不能‘害人以行权’,更不能‘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现代流行的权变思想不择手段地杀人以行权,是行权无道,不在可以然之域,公羊家的经权思想坚决反对这种无道之权。二、公羊家的经权说讲经,流行的权变说也讲经(目的的崇高与正确),但流行的权变说用目的的正确去证明手段(行权)的正确,而公羊家的经权说则是用行为的结果去证明行权的正确(反经然后有善者、前枉而后义)。用目的去证明行权的正当性,不把证明的基点放在行权的结果上,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证明的作用,因为目的的正确与手段(行权)的正确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目的正确并不决定手段就一定正确,很可能目的正确而手段错误。另外,‘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的权变思想道德评判的标准从外在的结果拉回行为者心中,只有行为者心中的目的才可以证明行权的正确,这样,‘目的使手段正确’的思想就非常专断,最容易被政治上的犯罪者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罪行辩护。公羊家用行为的结果去证明行权的正确,‘行为的结果’是一个经验的标准,有事实依据存在,大家都可以进行评判。公羊家的经权说虽然反经,但结果必须是善,否则不能叫权;流行的权变说虽然说得好听,坚持目的的正确,但在实现目的时可以不择手段,实际上就是在行权时不要任何人类道德的限制,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所以,公羊家的经权说坚决反对这种时髦的权变思想,认为是异端邪说。”⑦

   

   由此我们回到上面的孔子“背盟”一事,夫子的反经是合道的,合仁义之道。因为其所行的结果是善的,既避免了弟子们与蒲人的冲突,保全了孔子师徒一行,又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叔氏公然背叛卫国行为。当然,如果要说孔子因为“背盟”也要付出代价的话,则受伤害的恰恰是孔子本人。因为这样一来,让人认为夫子是不守诚信之人,大大地有损于孔子的名誉。当时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贡都有疑问呢。要知道,“信”是孔子推崇的五常道之一,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不是为了他人的生命和利益,作为一个推崇道德人生的智者,谁愿意挖自己道德品质的墙脚呢?由此也可知权道难行,也易遭受小信小仁之人的误解。

   

   而近现代以来推崇权变思想的许多所谓的革命者,他们往往首先预设一个所谓崇高的目标,比如象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之类的目标,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进行的革命总是会有牺牲、需要有人作出牺牲,因而根本不把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当一回事,因而大行特行“权变思想”。

   

   凤凰网转载有贾振勇《周恩来谈郭沫若之子遭迫害自杀:这也是针对我》中说到,在“文革”中郭沫若之子郭世英遭迫害自杀后,周恩来专门来到郭家安慰,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⑧试想,周恩来同志应该是为人们公认为有智慧、有道德的革命家吧,连他都对冤死的亡者抱这样一种认识,可见“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的权变思想是多么地具有盅惑性!

   

   这种近现代以来人们的权变思想,甚至至今还大有市场。就如在现今多年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些官僚们为了所谓的政绩,好大喜功大搞工程而进行强拆血拆,宣扬的说词也不外是什么“从大局着想、从XXXX的整体利益着想”。他们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目的的崇高与正确”,而将他人的利益以至身心生命视为草芥!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反于经是指用“权”的时候,由于面临的事情复杂,因此在不违背根本的原则——“经”前提下,以善的目的采取某种委曲、曲折方式行事,并取得了善的结果。夫子说的“要盟也,神不听”也正是基于此而成立,而其他任何有违善的目的而产生的善的结果来妄谈权变都是属于邪说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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