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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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的生命樂章—— 追憶陳子明

   若干年後,一旦中國轉進了新航道,人們蓦然回首,一位先驅赫然在目:陳子明。他奉獻上自己的全部生命與心血,在中國這艘航船上,镌刻上了自己不可磨滅的印記。

   陳子明勢將長存在現代中國的政治史上。

   正如他的合作夥伴王軍濤所說:“我和子明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反對運動,除了打遊擊和武裝革命沒幹過之外,我們全幹了。我們讀了學位,我們辦了學校,我們打了選戰,我打的是北大的選戰,他是中國科學院當選(代表)的。我們辦了刊物,我們辦了研究所,我們辦了民間智庫。就是你能想到的,我們全都做過。”

在中國,創造政治

   所有上述陳子明們所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沒有政治的地方創造出政治來。在陳子明投身政治活動之初,中國社會,盡管政治口號震耳欲聾,鋪天蓋地,但嚴格說來,並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那裏存在的,只有統治。當年,中國政治對于國民是封鎖的,政治精英或黨政官員壟斷了政治活動空間,嚴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動。政治領域對廣大的其他社會成員來說是封閉的。信息封鎖,國民缺乏任何自主表達自己權利和利益的空間。他們每個人的位置和人生道路,他們的命運,早被統治當局規定好了。像一群龐大的無個性的藍螞蟻,各就各位,無魂無欲,無聲無息,隨波逐流 。全國只存在唯一大腦,所有國民,只是服從其命令的螺絲釘和馴服工具。雖然 “政治掛帥”被叫得價天響,它表明的,卻是政治僅僅被高高掛在“帥”府。而帥府之外的中國社會,政治闕如。

   于是,陳子明,成了中國當代政治的一位創始人。

   如何使真正的中國政治誕生?那是當年中國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作爲開創者,陳子明們所做的,是在極端艱困危險的條件下,頑強地抗拒自身被溶化到黨-國體系內;竭盡全力在體系外撐起一個舞台,發出不同的聲音,開辟一條新路,豎起自由的旗幟。雖然受到重重打壓,仍屢仆屢起,從無到有,並率先打出“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旗幟,發展出可見可聞可觸的公開的制衡性政治力量。

   要言之,陳子明 劉曉波們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創造“政治”。 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功勳。

   馬克斯. 韋伯曾指出:“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Leidenschaft)﹑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斷力(Augenma-β)。”陳子明其人,非常典型地凸顯了職業政治家的這三項人格特征。

   就熱情而言,從1975年介入政治以後,四十年如一日,陳子明對中國民主轉型的不倦熱情,在彌留前的病榻上亦未曾稍減。

   在當代中國,因基本正義感而一時衝動卷入某事件的“政治票友”,歷來不乏其人;但往往閃如流星,轉瞬即逝。但是像陳子明那樣,場場從不缺席,多朝元老,百折不撓;歷代中堅,堅韌不拔,負責到底,絕不因風雲轉換而在其政治生涯宣布“缺席權”。其責任感,卓然醒目,奪人眼球。陳子明從一開初就是依據責任倫理的准則而行動——作為一位中國1949年之後破土而出的第一代職業政治活動家,他清醒地意識到對自己行動的可預見的後果負有完整的責任。這在其同代人中罕有其匹。

   他從不因為自己政治目標的純正高尚而不計得失,不顧後果。他會在行動前謹慎評估政治行為的後果,預見風險之大小,預估行動的代價,從而決定應否行動以及如何行動的方略。行動之後,絕不會自我豁免其應當承擔的巨大責任。

   政治責任、政治過程、政治手段、政治代價,這些都是他念茲在茲深以為重的東西。

   他很早就直覺地意識到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深邃對立。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他絕不因為自己的目標是正當的,就把其後果交付命運、交付上蒼,如遵循心志倫理準則而行動者所做的那樣。他殫精竭慮要估算後果,要對自己行動的可預見後果負起全責。因此,責任倫理已成了子明政治行為的基本准則和渾然不覺的本能了。

   此外,子明從來未曾有過中國文化中士大夫清流迴避政治的那種“潔癖“。眾所周知,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特別是在“清流”的士大夫傳統中,有一種視政治爲“肮髒”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實際上,以政治爲志業,與其他職業場,如學術、商業、藝術……一樣,都有肮髒的人和事,也都有乾淨的人和事。職業並不是肮髒的構成要素。子明一開始就把這點想得很透徹,並且身體力行,坦蕩透明,以自己的行為方式來掃除霧霾,淨化中國的政治空間。

   質言之,陳子明是紅色中國時代第一位自覺的反對派職業政治家。

如何創造政治?

   在早歲的1976年四五運動中,在1980年高校競選運動和民刊運動中,在1986年學潮中,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在1990年代的體制外民主活動中,在21世紀初以“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的身份進行的自由主義理論闡釋活動中,他都出色地表現出一位政治家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

   作為一位在無政治的極權社會中催生現代政治的陳子明,與民主社會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其政治實踐中的高度創造性。

   在當代民主社會,有一套成熟穩定的程序,進入政治過程是有章可循有路可達的;而在極權社會,民間政治的誕生則是從無到有,有志者必須在漫漫的黑暗中摸索,無中生有,風險極大,身系囹圄乃至匱乏基本安全是是其生命的常態。其中的艱難困苦,酸甜苦辣,是正常社會的人難於想像的。

   子明是在一個既不存在東歐和前蘇聯那樣的宗教傳統,又不存在兩蔣時期尚有私有產權及某種程度的民間社會的條件,而是在鐵桶一般的毛氏極權統治下,開始他最初的政治活動的。

   那是一項隨時會賠上生命的高風險抉擇。

   客觀地說,陳子明面對的挑戰要比前蘇聯、東歐和台灣的同道們嚴峻得多,困難得多。他需要在一條完全沒有路的荊棘叢林中開闢出一條路來。這就要求他具備兩方面的天賦:既是在一位前現代極權社會賦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先行者,又是一位現代社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職業政治家。

   子明及其同仁以高度的創意、精妙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商業才能創造了一種新的組合模式,開展了一場無與倫比的推動憲政的實踐。在現代世界史上,堪比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堪比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77憲章簽署群體,堪比1980年代波蘭的團結工會。它雖被坦克所摧毀,但卻載入了歷史。 因此,就創造性而言,即使是與先期而行的各國政治異見者比較,子明也絕對是出類拔萃的。

   考諸陳子明在1976年四五運動中破土而出,充任演講者與談判者“小平頭”的角色,考諸他在1979年創辦民刊《北京之春》的作用,考諸他在1980年高校競選時預先與各高校同道的周密謹慎部署以及之後他作為社科院研究生院候選人參與政治競選的成功實踐,考諸他1981年與姜洪創立“就業研究組”繼而在1983年發展成的“國情組”到“北京經濟研究所”,直至終於成立實質獨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其前身為“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以及其衍生兄弟機構、“北京社會與科技發展研究所”等)的漸進式創造性,考諸他1989年發起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的力挽狂瀾之舉,考諸他出獄後參與發起的幾次重要的知識界簽名活動,考諸他與何家棟創辦的“改造與建設”網站……,不難看出,中國近四十年來的轉型及危難時期,自始至終,陳子明幾乎每場必至,運籌帷幄,贏得了“多朝元老”的聲譽,蜚聲海內外。

   上述這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行動,人們發現都有一個共同性的核心困難:在一個全權主義控制的社會中,組織如何可能?確切地說,體制外的公開組織何以可能?

   只有想像力和創造性的實踐智慧破土而出,才能打破禁局,在黑幕下劃開口子。

   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的先驅者的經驗,都很難幫助人們解決這一難題。

   年齡較大的中國人都記得,在毛時代,秘密組織、地下組織幾乎都被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極權力量消滅了。那些組織者給一般民眾留下的印象,只是布告欄裏人格侮辱式的漫畫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絕密檔案裏的永不見光的蛛絲馬迹。它們如暗夜中的流星墜落,基本上不具有傳承性和連續性。這是1978年之前無聲的中國民間組織的總體圖景。

   其次,其他共産主義國家的奇迹般獲得的突破及其公開經驗,譬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等等……。這種在極權社會中獲得的突破,産生的經驗,幾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複制的。一旦出現過波蘭團結工會這種形態,由于其對其他共産政權的警戒效應,在極其敏感的且針對性極強的今天防範措施下,其他共産國家就很難再産生團結工會了;一旦捷克産生了七七憲章,匈牙利出現過裴多菲俱樂部,再複製它們就相當困難了;即使複製出來,其產生的影響及其壽命都不可能與母本同日而語了。簡言之,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複者,是一次性事件。

   子明的創意是,從“不可能”中發現“可能。

   鑒于上述原因,要在共産國家的體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組織,每一次都必須創造,每一次都必須賦有在“不可能”空間中發現“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須具備“無中生有”的行動技巧。

   “無中生有”這就是子明及其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歷史創造力。但他們竟然做成了。雖然歷經艱險曲折,雖然付出慘痛代價,畢竟,它們已經留在了中國現代史上。

   我們回顧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

   鄧小平在中國發動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實質上是極權國家政治權力收縮的過程,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黨-國”體制到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過程。即,政府向社會放權。政企分開:政府將經營權、決策權、人事權下放給企業,將大部分經濟權力下放給社會。其次是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在幹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方面,在政治決策和經濟決策方面,在稅收、財政和金融方面,改革開放後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大大增加。最後,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松,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有所增大。

   這一放權過程産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原有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中共全權控制的社會結構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沈重壓力了。于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社會産生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

   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80年代後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複活。

   而民間社會的複活及其迅速膨脹,是以民間組織的出現爲主要標誌的。

   不難理解的是,處于這種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向後極權主義(Post- Totalitarianism)進而再向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轉型的歷史階段,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破土而出,是一個極其微妙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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