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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條防止「噩梦成真」的新路线

推行一條防止「噩梦成真」的新路线


嚴家祺


   

从「憧憬」到「噩梦」


   

    十月革命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新中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体制。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心理,担心自己身后也会遭遇「非毛泽东化」。「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开始从「憧憬」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噩梦」。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苏联,对中国有异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未消失,而且极大地左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噩梦」出现,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反的道路,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毛泽东为防止赫鲁晓夫道路在中国出现、为防止「苏联今天变成中国明天」的「噩梦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苏联东欧的民主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个远比「非斯大林化」更可怕的「噩梦」,就是担心中国一旦民主化,就会导致中国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愈来愈像「魔咒」一样紧紧地罩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经历了江泽民十余年「非公有化」后,中国官场腐败、贫富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层出不穷,为了防止「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推行一条防止「噩梦成真」的新路线。
   
    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远过于人与人间的差别。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与一千多年俄国历史,除了在「东方专制主义」上有共同点外,很难再找到更多相同点。毛泽东时代向苏联「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可以说是中俄历史上的「奇迹」。现在,担心苏联解体现象会在中国民主化后重演,完完全全是「杞人忧天」。为了驱除「魔咒」,有必要毫无偏见地考察一下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解体不同于「分合循环」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来,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俄国历史只有一千一百多年,有「王朝循环」,而无「分合循环」。俄国和苏联历史除了「王朝循环」以外,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贪得无厌的扩张和「一次性断裂」。
   
    俄国从诺夫哥罗德ܩ基辅这些城市建都立国时,中国已是唐朝末年。那个时代,库页岛早在唐朝黑水都督府管辖下。明朝的永乐大帝在乌苏里江以东建立双卫城,后称双城子,也就是今天的乌苏里斯克。当时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中心──莫斯科公国,还没有台湾大。到伊凡雷帝自称沙皇时,中国处于明朝中叶,当时俄国像阿富汗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内陆国。俄国为了取得波罗的海、黑海出海口,与邻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当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又想夺取太平洋出海口时,用武力威胁逼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夺取了从库页岛、双城子到海参崴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宣布要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斯大林一掌权,立即露出旧日沙皇的本性,贪得无厌的扩张。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波兰在亡国一百二十三年后得到再生,二次大战中斯大林以建立「东方战线」为藉口,一九三九年又吞并了波兰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又占领了芬兰的部份国土,在这些土地上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在这一时期,苏联又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东岸三小国,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纳入苏联疆域。
   
    俄国苏联的历史是一部贪得无厌的扩张史,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不过是这一扩张史的终结,对俄国的邻国、对世界和平事业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一次性断裂」不乏其例


   
    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扩张在陆地上建立连成一片的大帝国,除俄国外,还有古代的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横跨欧亚非,是依靠亚历山大大帝十余年远征建立起来的,公元前三二三年他一死,帝国就发生「一次性断裂」,一分为三。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战场遍及中亚、西北印度、北部伊朗、北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和南俄草原,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到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幅员极为辽阔,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淮河,东至高丽,西至俄罗斯,存在了五百多年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国家,不堪一击,被蒙古所灭。然而,这样的大帝国缺乏内部的自然联系,很快就解体了。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一度横跨欧亚非,但帝国内部,在居民的人种、语言、宗教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在对中央政权的依附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别,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必要的内聚力,当它扩张到极限后,就一步步走向解体,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完全解体。
   
    苏联的解体是缺乏内聚力的庞大帝国「一次性断裂」的最新例证。
   
   

两个过度是苏联解体直接原因


   
    任何事情,一旦过度,必然走向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苏联解体与「两个过度」有关。第一个「过度」是苏联「过度扩张」且不自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了战胜国。如果苏联在二战后能主动地放弃那些以建立「东方战线」而吞食的土地,特别是让波罗的海三小国在二战后恢复原状,今日苏联十有八、九不会解体。立陶宛是苏联解体的「触发剂」。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同年「八一九政变」期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宣布独立。第二个「过度」是「八一九政变」的策划者企图阻止八月二十日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适得其反。「八一九政变」的失败,使苏联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要求更为高涨。「八一九政变」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没有「八一九政变」,苏联就不会四个多月这么快就迅速解体。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俄罗斯,人口只有苏联一半,土地丧失了四分之一,军队失去了三分之一。苏联解体不是中国式的「分合循环」,而是「一次性断裂」。即使今后有个别国家愿意与俄罗斯合并,但昔日有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再也不会在地球上出现。今天,还会有谁会为古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消失而哀叹呢?
   
    说「一次性断裂」不好,丝毫也没有肯定「分合循环」的意思。分合循环给中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带来战乱和灾难。中国只有打破「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才能走上和平、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苏联解体的「体质」原因


   
    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固着在一定地域的「行为体」,国与国之间「体质」差别很大。苏联解体的「体质」原因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和过分沉重的军费负担。在斯大林以后的时代,苏联虽然局部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但苏联经济总体上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美争霸过程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年中,苏联军费每年平均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左右,而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过重的军费负担加在僵化的经济体制头上,导致经济滑坡,引起社会危机。正由于这一原因,戈尔巴乔夫深悉需要改善苏美关系,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困难,以增强苏联的体质。
   
    苏联解体的另一原因是苏联作为一个「民族单一率」很低的「多民族国家」,苏联缺乏妥善处理民族和地区关系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世界各国中,只有少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葡萄牙、海地。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国家中,多数民族占本国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很不相同。在中国,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在苏联,俄罗斯人作为多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当然,多民族国家,即使民族单一率较低,也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其「四项前提」是:(一)在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中的大多数人可以无阻碍地相互沟通;(二)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享有平等权利;(三)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共享整个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和平、安宁和各种福利、利益;(四)在一国内,人民有充分的迁徙和流动自由。
   
    苏联的解体正是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了很弱的体质,与上述「四项前提」有很大的距离。苏联解体在民族和人口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俄罗斯在提高本国「民族单一率」时,却付出了失去一半苏联人口的代价。
   
   

「苏联」不是带「地域特徵」国名


   
    苏联解体还有一个潜藏在苏联人内心深处而未被说出的原因,这就是,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带有「地域特徵」的国名。苏联是苏维埃的联盟,而苏维埃与「地域」无关,是一个「意识形态」名词,自一九二二年苏联成立第一天,没有一个人能为由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组成的联盟国家起上一个带有「地域特徵」的国名,就像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样,注定了这些国家解体的命运。一九九一年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苏联的国家结构,与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新苏联起「国名」时,竟然把国名定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俄罗斯等国政客愚蠢之极,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阿拉木图会晤商讨建立「独联体」时,仍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给「独联体」头上冠上一个「地域名称」。所有这些表明,苏联,一个连「地域特徵」国名都没有的国家,它的命运就是解体。
   
    当然,政治家在历史变革中有重大作用。人类五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不是历史创造英雄,而是英雄创造历史。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被动者,「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和野心勃勃的叶利钦才是苏联解体的推动者,正是叶利钦,让俄罗斯回复了它本来应该的样子。
   
   

放下「苏联噩梦」,中国才有出路


   
    毛泽东怀着「苏联变修」的「噩梦」,其政策一步步指向在中国「防修」、「反修」,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掌权后,不再怀有「苏联噩梦」,在八十年代的大部份时间里,与胡耀邦、赵紫阳在一起,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一条没有「噩梦」的发展道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造成了中国政治的大转折,接着苏联解体,然后,整个九十年代,「苏联噩梦」虽开始浮现,但尚未主导中国政策。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官场腐败、两极分化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社会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层出不穷,加上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日趋发展,现在的中国,似乎开始实行一条不同于邓小平、江泽民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心理基础就是害怕「苏联噩梦」在中国成真。这种政策已初见苗头,而尚未定型。人需要心理健康,国家也需要有心理健康。一个国家,如果怀着「噩梦」,成天忧心忡忡,害怕「噩梦成真」,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毛泽东怕「苏联变修」的「噩梦」在中国出现,其全部政策已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如果今日中国领导人又要把防「苏联噩梦」在中国出现,作为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肯定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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