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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2011年电子版前言)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谢选骏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1年电子版前言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海内外华人 舆论界高度关注这一日子。一段时间以来,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也正悄然搅动两岸关系,因此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是作者花费三十五年时间思考、研究、写作的著作,其初稿摘要曾在1981年由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专题报道。(见本书《附录文献》)
   本书不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跌宕进行了历史总结,而且通过历史的对比,揭示中国即将通过“第二南北朝时代”的黑暗隧道,抵达新的文明彼岸──一个类似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创新,将再度呈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我在具体分析之后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野蛮人,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 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内容简评)
   
   本书的重要创见是发现了“新南北朝现象”,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内容。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五六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朝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曙光初现的透视。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裂;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裂。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裂、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本书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了“两个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对比了中国两次南北朝历史上的“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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