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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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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二章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
·第三章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第四章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十二章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十四章在基督教锡安主义阴影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十五章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抬头说明什么
·十六章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十七章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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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安保法与中国的新生


   2015年,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举世安然,唯独中国骚然。
   
   何以然哉?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日本”带领前进的。
   

   为什么要在“中国”上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中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国。
   
   为什么要在“日本”上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日本是一个以“中国”自命的国家。
   
   自从蒙古占领中国尤其是满清主宰中国、以夷变夏以来,日本就兴起了“神国”、“神州”的意识,开始以中华正统自居了。
   
   既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
   
   近代欧化以来,“中国”更是被一直被“日本”带着走。实际上,日本作为大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已经作为海洋中国在回应西方的挑战,并一再力图入侵大陆中国,来实现一统中华进击世界的美梦,其结果就是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
   
   正如谢选骏在《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一书的四十四章
   《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指出的: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丢掉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的菜单上攫取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八国联军带来的军国主义、1920年代的社会主义、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19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1960年代的文革主义,以及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
   
   这些,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场白,就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五胡乱华、南北朝一样。
   
   
   (一)
   
   谢选骏:以前人们认为,日本侵略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乃是因为它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的现代化。这个看法固然不错,但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日本侵略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它通过甲午战争取代满清在东亚的霸权,并积极填补了满清灭亡之后留下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真空,从而成为“中华世界”的龙头老大。
   
   以前人们认为,现代中国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现代化一再受挫。这个看法固然不错,但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近代在现代化的问题之外,偏巧又赶上了文明周期的更迭。正所谓“屋漏偏逢夜雨”。
   
   
   (二)
   
   有篇文章《甲午战争:日本人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以下简称“甲午塑造”)写道:
   
   甲午塑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 “事大党”。
   
   “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
   
   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谢选骏:首先,我已经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伪命题,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和自我膨胀。其次,不能只从宣传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否则永远不能获得真知。
   
   你很难想象一个被满洲人奴役了两百多年的多数民族,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新的外来侵略。事实上,不仅满清人民面对外来侵略无能为力,就是后来的两个中国的人民,也远远未能摆脱满洲统治的奴性习气,到现在依然积弱不振。
   
   
   (三)
   
   甲午塑造: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8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老儿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谢选骏:日本人的中华意识,恰恰说明日本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属国、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边区,而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后,日本一直试图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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